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創業者優先的投資模式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從亞洲到歐美全面爆發,造成供應鏈到消費面同時萎縮,今年全球經濟重創將不可避免。三月初起矽谷科技公司紛紛啟動在家工作模式,史丹佛大學改採遠距教學,紅杉資本也要求旗下獲投企業準備面對最糟的營收狀況。

當然,疫情之下也非人人受害。具有檢測試劑與疫苗研發能力的團隊,此時備受矚目。但在生醫技術商品化的過程中,從技術開發、智財保護、法規遵循到產品上市,最困難的不是研發工作,而是如何匯集有經驗的經營團隊與策略夥伴,加速產品獲證與上市的速度。

也因此,無論在矽谷、南加或波士頓地區,都有以產業專家進入新創協助經營的「創建模式Venture Building Model」;相較於天使投資人或創投基金多半只投入資金或人脈,這種模式可以有效協助沒經驗的創業者開發產品及市場,並替投資人省時省錢、降低風險。

這些被稱為Value Creation Partners的產業專家,多半具有深厚的生醫產業相關經歷,例如臨床、法規、智財、研發、品管、行銷甚至投資經驗。有些會採用創投基金模式,收取每年基金規模2 %上下的管理費作為薪資及管理費用,並在投資出場後分成 20 %。

但也有些創建模式並不募集基金,或者成立基金但不收取管理費及分紅,專家反而向新創支薪並取得股票。這種模式既能幫助創業者加速,又幫基金投資人省錢,參與專家也能獲利。三贏模式下為何沒有成為矽谷投資型態的主流呢?

其實關鍵在於短期可行未必代表長期永續。專家深度參與固然降低了風險,但通常也會主導事業方向。創業者與投資人表面上被保護,但是事實上也被占了股權結構與經濟利益上的便宜。更大的風險在於核心成員的經歷與人脈難以傳承,相較於合夥人制的創投可以引進新血,創建模式其實很容易人去樓空。

因此,即便創建模式的個案成功率可能高於多數創投與加速器,但長期來說,有經驗的創業者與投資人會因為無法主導而不願意加入。反過來說,創投模式雖然具有一定的失敗機會,但一旦成功,對創業者與投資人的回報也相對巨大而且沒有灰色地帶。

這也就是矽谷創投永續經營的秘訣。如同企業決策的優先順序,應該是使用者、客戶、股東、員工、經理人。永遠把創業者與投資人放在第一位,即便可能失敗也願意讓創業者嘗試,才是矽谷創投的核心價值觀與執行力所在。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21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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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9日 星期四

什麼是你的獨門優勢



在一月初以訪問學者身分來到矽谷,除了在柏克萊聆聽生技創投相關課程及演講,也陸續參與許多創投論壇與加速器的創業團隊展示(Demo Day)。乍看這些活動除了語言差異,其實跟多年來在台所參與的非常接近。但若細細聆聽並多交流,就能充分體會矽谷生態系各種參與者的實力。

例如我的一位老師,具有超過二十年的創業跟投資經歷,出場經驗豐富之外著作等身,台灣可說十分罕見。他對新創的定義十分精闢:

「在資源受限的狀態下,尋找可成長的市場與商業模式」。相較於新創,大企業則是「在資源『豐沛』與市場『成熟』的狀況下,『執行』已成功的商業模式」。

光這「受限」與「尋找」兩詞,可謂道盡創業的核心。也因此,在此聆聽創業簡報時,核心關鍵不是技術、產品,而是團隊具有甚麼獨門優勢(unfair advantage),為什麼選定市場跟此時切入,最是投資人關注的議題。

上週在參加柏克萊加速器 SkyDeck 的 Demo Day 後,跟一個團隊執行長交流;身為美國成長跟受教育的白種人,有著十年深厚的中國製造業經驗,以及在日本十年的產學連結;他對亞洲市場的理解,可能比絕大多數台灣人都還要深。因此,除了技術與產品已經成熟,在中日兩國利基市場的營收模型極有說服力,難怪已經拿到矽谷頂級創投的投資意向書。

雖然是極少數的案例,但以歐美的人口之多、產業之大,這樣的創業者人數,可能不會比台灣熟悉中美日的人少。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可以覺得自己具有台灣、中日或亞洲的連結優勢呢?若再以國家做比較,以 Startup Nation 為名的以色列,就具備了長期面對戰爭的高壓情境跟資源匱乏狀態,但也因為猶太人遍佈歐美、深入許多領域的核心,而獨具市場資訊與技術應用的眼光。

從投資人角度,創業者最需要的是天生或累積出來的獨門優勢,還有尋找商業模式、判斷市場時機的能力。如果把台灣當作個新創企業,什麼是我們的獨特優勢,什麼又是我們看到的利基市場跟絕佳時機,決定了未來的三十年。而尋找這幾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來矽谷的原因。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208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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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9日 星期一

矽谷創投的合夥人制度



千禧年至今來造訪矽谷超過十次,這當中我不停探究,為何同樣有半導體與電子業的發展背景,二十年來矽谷已經多次轉型邁向新經濟,台灣卻仍然在硬體代工思維打轉。除了由頂尖學府與科技企業構成的生態系聚落,並見證指數型成長在各領域的破壞威力,矽谷另一個難以匹敵之處,在於成熟而多元的創投產業特色與人力結構。

矽谷的創投機構,創始合夥人多半有創業及投資的雙重經歷,並由兩位以上的合夥人一同入股、募資與經營;合夥人各自帶著小團隊進行早期投資,投資決策則由合夥人共同決定;基金投資期間雖有管理費,但合夥人報酬主要來自投資獲利的分紅,旗下投資人員除了累積參與投資戶的創建經驗(Venture Building)也有機會獲得分紅,做為日後創業或成為創投合夥人的基礎。

台灣創投業雖然引進自矽谷,但或因當初由政府與金融機構發起,再加上法規問題,制度上多採專業經理人制,資金多半由董事長出面募集,投資決策由總經理列席的董事會決議。總經理以外所有員工,無論職階高低都是業務或財務人員,並無實質投資決策權;此外,由於總經理為專業經理人,通常無法享有典型創投合夥人的20 % 資本利得,多數員工更是僅能分得績效獎金。

兩相比較之下,合夥人制的創投員工在經驗與資本累積速度都快上許多,也容易讓資金與人才在創業角色與投資機構之間形成正向循環。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快速變動、跨域整合發生的時代,矽谷創投可以引進不同科技背景、創業經歷與年紀的人才加入合夥陣容,但台灣創投卻因經營人事難以更替而無法導入理解新經濟的創建經驗與投資決策。

事實上,不是只有矽谷創投採用合夥人制,世界各國的創投,幾乎都採用類似的結構,只有台灣創投公司還以總經理制為主。不可否認,我們的新創生態系在過往十年有了長足進步,無論法規、人才、市場都大幅地國際化。但在創投人力與資金來源的成熟度與多元性上,還有非常大的努力空間。

在中美對峙的國際局勢之下,台灣正處在新的機會點與抉擇關鍵上。我們若要連結矽谷,就要能理解矽谷長期成功的關鍵。合夥人制度,是矽谷創投維持活力的秘密。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203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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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5日 星期二

摩爾定律的應許之地



今年三月隨同台北市府及多家生技公司再訪波士頓,在幾近全自動化的生技研發環境與互動頻繁的生態系網絡中,深刻感受到當地產官學研各界對未來深具信心並積極投入的企圖心與執行力。

如同矽谷不是一天打造的,波士頓也歷經高低起伏,直到條件與時機成熟才展現如今景象。回想十五年前 Facebook 剛創立時,半年後就搬到矽谷至今;隔年新創加速器鼻祖 Y Combinator(簡稱YC)也同樣在波士頓創立後就搬到矽谷。歷經多次蕭條、全球股災,矽谷屹立不搖的原因到底是甚麼?波士頓是否可能接棒?

YC創辦人Paul Graham曾說,全美富裕的城市很多,工程師聚集的區域也不少,但唯有矽谷因為天氣好、環境佳、人才多,所以吸引了連續創業者跟早期投資人聚集。這幾年到訪矽谷多次、參訪各國新創生態系之後,我有了更深的體認。

矽谷之所以特別,其實是在於它是摩爾定律的發源地及應許之地,也是第一個相信、理解跟實踐「指數型成長」的產業區域。由英特爾創始人 Gordon Moore提出的這項產業洞見,透過產業群體協作,讓半導體產業創下五十年的榮景,更顛覆了所有運算與通訊技術可以影響的產業,或說過往半世紀的人類生活。

從個人電腦、網際網路、行動通訊、電子商務到社群媒體,從食衣住育樂的廣泛應用到雲端運算、物聯網、人工智慧跟機器人,產業變革沿著這條定律不斷發生,所以創業出場再來一次的循環在矽谷可以持續,而創業者跟投資人因此可以忍受失敗,把錢投資在人才的失敗經歷上。

其他產業跟區域很難理解摩爾定律跟網路效應的加乘效果,無法了解「零邊際成本」社會對物質、能源、資訊三大基本要素的影響。但是矽谷的創業者與投資人不僅理解、參與甚至打造,讓技術創新與價值創造成為正向循環。

除了矽谷,台灣應該是參與摩爾定律最深的另一個地方。但我們的資本市場跟併購環境發育不良,偏好中型規模代工企業的股票上市,公司法規又直到晚近才與國際接軌,所以轉型格外困難。

所幸,數位時代典範轉移的下半場才正要開始,指數型成長在許多領域已經接棒發生。無論是次世代基因定序與細胞治療,或者新型態的智慧交通與數位保健,摩爾定律將在許多產業繼續發威。波士頓極有可能是下一個矽谷,而台灣只要選對產業、接軌國際,我們也可以再搭上下一波大浪,順勢造英雄。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65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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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6日 星期六

別再培育危機分高手


一轉眼,在今周刊的不規矩報告專欄寫作屆滿三年,四萬字初稿化成近五十篇專欄,產量雖然不多,但事實上,我從2011年就開始寫作,在個人部落格及不同媒體(如 UDN, 數位時代等)上,敲下超過十萬字,近200篇文章的瀏覽量已超過200萬次。

前陣子流行十年外貌對照,但對我來說,十年來除了累積十萬字,還讀了百本書、參訪數十個城市,累計一萬兩千公里的運動里程,逐步邁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說真的,這些里程碑對於從小擅長衝刺、缺乏耐力,讀書考試也靠臨時抱佛腳的我,簡直不可思議。那到底是甚麼改變了我?

一來是人生經歷,二來是同儕激勵,讓我發現了熱情所在與堅持到底的優勢。父親的壯年早逝,讓我體會到唯有青山常在,才能讓自己與家人共同成長;十年前與林之晨相遇、共創AppWorks並共事多年,讓我見識到質量兼具的閱讀寫作的偉大能量。

此外,十五年來參與生醫新創與網路產業在台灣的進展,我不斷找尋關於科技創新與人類文明演進的問題及答案,並且熱切地研究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時空背景下的過往與現況。因著這些,我才有辦法持續閱讀、寫作、差旅、運動。

三年前,我在本專欄寫下「大創新從小學起」,談台灣實驗教育正要起飛,以及剛帶著孩子投入的心境。而無論是即將上路的108課綱,還是開始強調閱讀素養的大考試題,都顯現了教育體系將不再鼓勵「背多分」,而是要孩子們學習理解脈絡、建立識讀與思辯的能力。

有高等教育經歷的讀者應該知道,開書考試是最困難的一種考驗,平時不燒香,絕對無法在考試時理解問題、找出脈絡,推演出答案來。事實上,耐力運動如馬拉松跟鐵人三項,比賽時也就是平日訓練質量的展現。

過往台灣教育體系,沿襲工業革命後的國民教育模式,要訓練出標準化的作業員與公務員。但事實上多數人的經驗,即便考試高手多半也都只是考前讀得發燙、考後馬上就忘。除了背多分,更多人是「危機分」高手,到職場上格外會寫作業、趕報告跟辦活動。

但在產業變動快速,新舊業種職業消長之際,沒有大量探索與熱情支持,我們的下一代是不可能適應新經濟與人工智慧的挑戰。讓孩子長時間投入的關鍵不在辛苦操練,而在讓他們實作與嘗試,增廣經歷與體驗,才能找到堅持的能力與理由。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61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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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5日 星期二

與其引進加速器,不如招商與辦學


過往十多年來,為了推動新創經濟、促進產業轉型,中央與地方政府從普設育成中心、舉辦創業競賽到獎勵補助新創,可說非常積極,但效果始終有限。為了提升新創生態系的國際化,這兩年各單位的目標成了「引進國際加速器」。

身為新創加速器 AppWorks 的共同創辦人與前合夥人,我曾經也認為加速器是翻轉新創生態系的關鍵。但在近年參訪全球各大新創聚落之後,我發現加速器其實是生態系充分發展與競爭後的結果,而非起因。

各領域最強的加速器,一定位於該產業競爭最激烈的生態系,包含最有實力的工程師、最有經驗的創業者、各階段投資人與願意投資與收購新創的企業群,再加上有創業及投資經驗的加速器經營者,才能吸引最強的新創團隊進駐。 

這也就是矽谷的演化過程:由一流的學研機構與產業巨擘,加上願意投資初創企業的創投機構,不斷培育出有出場經驗的連續創業者,成就了熱鬧的資本市場與併購市場,並建構出具吸引力的早期階段投資市場,再由天使投資人、孵化器與創投機構的三種典型,衍生出兼具三者特色的創業加速器模式。

除了矽谷,曾經只有研發與醫療機構的波士頓,在醫藥大廠陸續進駐、加上近年來生技產業更迭快速、大廠競爭漸趨激烈,新創企業被併購的案例不斷出現,造就一批具有創業及投資經驗的技術人才與風險資本家,才讓波士頓成為全球生技新創之都,也擁有數個全球最強的生醫加速器。

回首當年,若沒有赴美受訓的工研院團隊、授權技術的飛利浦、有資深產業經驗的張忠謀、全力支持的國發基金這些要素,再加上積體電路與個人電腦的需求起飛,台灣不會有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台積電與半導體生態系誕生。

在一個缺乏連續創業者與早期投資人,沒有新創知識與洞見產出的地區,就算引入再多資金或技術,其實也很難孵育跟當地產業有連結、具有生命力的生態系。因此,具有遠見的政府,首先吸引的不會是新創加速器,而是跨國企業與國際學府,並創造友善的家庭移居與勞動環境、提升投資稅務誘因、改善新創併購法規,真正讓國際人才融入當地,也讓在地新創有機會進入國際。

要提升台灣創業者的國際能見度,引進加速器並非沒有功效,但唯有改善環境、放寬法規,在台灣15-64歲人口開始減少的此時,大力吸引跨國企業與國際學校進入台灣,造就真正國際化的生態系與加速器。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57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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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你的董事平均幾歲


新的一年開始,許多具挑戰性的任務不斷出現,其中一項是連結國際與經營社群,讓世界看見台灣。我除了在國際展會上介紹台灣,也不斷拜訪國內外創業者與投資人,理解台灣新創環境的問題。

觀察台灣各世代職場經歷,六、七年級是最缺乏國際經驗與機會的一代。主因是九○年代末期開始的科技國防役,大幅吸引理工碩博士留台研發,外商又因為中國市場崛起而把營運重心轉往對岸,這個世代缺乏海歸人才,又少了外商培訓,最多的島外經歷是在對岸當台幹、台勞。

也因此,當具有創業能量與技術資本的產業與學界青壯年逐漸成熟,卻發現在大企業缺乏機會與舞台,新創團隊又無國際背景而不易走出台灣。這個現象不僅在產業界發生,在學界與政界也有類似現象。

近來跟幾位熱心提攜後進的產業前輩討論這個議題,他們非常認同我的觀察,但除了扮演創業導師或天使投資人外,似乎也沒有其他解法。有趣的是,這些前輩許多都因國內外的產業經歷,受邀成為大型企業獨立董事,但也因為他們的角色吃重、經驗豐富,往往一當就是許多年。

這不免讓我反思,在矽谷,許多科技企業的創辦人與經理人,都在相對年輕的階段就進入彼此公司擔任獨立董事或策略顧問;創投也會有意識地栽培並引入不同世代與背景的合夥人,開創不同投資形態與領域。這種重用年輕人的方式,是矽谷得以不斷領先全球創新生態系的祕方之一。

再以我個人經驗,當年發起並加入行政院青年顧問團,在兩年期間跟二十多位青年參與科技新創與教育相關的政策形塑,不僅讓行政體系能夠接地氣,也藉由在政府的董事會實習觀摩,跨世代之間彼此聆聽學習。

在台灣人口即將開始減少、嬰兒潮世代屆齡退休之際,產官學研各界都可以感受到接班斷層問題的嚴重性。「給年輕人機會」不該只是一句口號,唯有真誠且開放地聆聽、放手,加速讓青壯年進入企業的決策信任圈,我們才能有持續創新的台灣。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5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