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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6日 星期四

新政府最重要的事

在GDP連3季負成長、景氣燈號連10藍、出口年增率連15黑的嚴峻經濟狀態下,新政府已經走馬上任。面對不亞於金融風暴時期的險境,新政府顯然必須把提振經濟做為主要施政目標。但在高喊產業革新、提高競爭力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眼下台灣經濟真正的問題是來自哪裡。

(圖片來源)


台灣的經濟型態,向來是以加工出口跟進口替代為主,這是小國的必然,而在過去曾經有過雨傘、自行車、紡織品、計算機、半導體、筆電、面板、太陽能等不同類型但同樣的代工思維產業龍頭,而出口主要市場也從美國、歐洲、日本,到近期內需市場不斷擴張的中國。

因此,隨著中國政經情勢在過往兩年劇烈震盪,在貿易與資金自由化的時代,許多國家的資本市場與出口經濟,全都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衰退而熄火。不只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與東南亞各國也紛紛遭到波及,而且依賴中國市場越深的國家,受傷越重。

這也就是台灣經濟目前最大的難題。台灣的經濟靠出口,但無論是代工或出口,許多產值都依靠中國的生產力與消費力來創造。而且外包勞力的部分越高,對國內經濟的損害越大(那些勞力所得如果留在台灣,將會創造多次的經濟循環)。

新政府顯然也明白這些問題,雖然沒有明確宣示,但「加速產業轉型」、「擺脫中國影響」、「建立自身優勢」,將是長期提振台灣經濟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思維。

最明確的政策,除了「五大產業」之外,就屬於「新南向政策」。東南亞市場除了有明確的人口紅利與經濟成長動能,再加上長期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台商、僑民與僑生,還有在台生根多年的新住民與二代,這些實質條件與優勢,只要配合產業與勞動政策(降低工時、提高薪資、創造非典型勞動等),將讓台灣得以從備受中國經濟牽制的島國,轉向成為東南亞甚至亞洲經濟體的新典範。

但是,要轉變台灣的產業與勞動型態、面向新市場,其實最大的問題根源不在經濟政策,而在教育、媒體、法人與法規。僵固的人才結構與資本市場,才是造成政府高喊產業轉型、提倡創新多年,卻只能緩步前進的原因。

而說穿了,卡住教育自由化、資本自由化的,也只有法規制度,跟諸多主導法規研議的法人單位。六年來我投身台灣的創業環境改革,參與數十場政策及法規會議,三年前寫下了【原來我們輸在政府】的感想。

因此,新政府最重要的事,不是規劃產業轉型,不是創造政策誘因,而是大力鬆綁法規,調整法人結構。讓民間的人才與資金活力得以發揮,在立法修法時廣納民間的聲音,那麼,我們才能真正迎接新時代得到來。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1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延伸閱讀:

2016年4月18日 星期一

讓學習可以選擇,讓天賦得以自由


許多朋友聽說我們在經歷半年的學校教育後,就決定讓孩子轉學進入實驗教育團體,紛紛詢問:「你們怎麼這麼勇敢?怎麼知道這樣比較好?」

其實,不同教育環境的選擇,原本就是一種人生態度與實驗精神。沒有嘗試,無從得知是否更好;而轉學前我們做了許多功課,面談多次並讓孩子試讀之後,加上認同共學組織與自主學習的理念,才跨出這一步。

碰巧上個月台北市教育局正進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訪視,以家長身份參與會談的我,理解到主管機關的態度已從監督、管理轉為輔導、服務,但作法上仍然非常保守,例如:採用多年前設計的制式評分表、依然想舉辦「成果發表會」來「評鑑」這些機構或團體。

其實無論哪一種學習環境或型態,成果其實不需特別發表,只要看到孩子樂在其中,並成為他們自己,就是學習真正的樣貌。

最近在一場聚會,認識了長期推動實驗教育的陳怡光先生(人稱陳爸)跟他的女兒陳明秀。除了佩服陳爸在自學領域所做的示範與投入,更驚訝於現年十八歲、已經開設滑雪學校的明秀所展現的落落大方與言之有物,完全不輸給一流大學的畢業生。



我不否認明秀的自學經驗,是因為擁有資源豐富、自由開明的家庭;但若觀察台灣的實驗教育發展,即便是中產階級甚至富裕家庭,教育心態仍偏保守,所以實驗教育的推展反而落後,明秀的故事也因此更有啟發意義。

十年來,由於資訊取得的門檻大幅降低,孩子們自主學習的能力遠勝以往。我認為「千禧世代」的孩子,將在十到十五歲尋求自己的天賦與熱情,十五歲到二十歲培養職能經歷或創業基礎,之後就該放手自行開創人生。而四年的大學教育,將是相對落後的學習形式,將被結合短期課程、交換環境與產業實習的混合式多元體驗給取代。

即便這樣的未來已經不遠、實驗教育也開始日益普遍,但多數台灣父母仍對教育充滿焦慮與不信任。研究多時,我發現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制度缺乏「選擇權」的設計。

孩子們的天賦與學習機會,不該受到現實的資源差異、或資訊及環境的限制,唯有提供充足的「義務教育選擇權」與「成年教育保障權」,才能保障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學習熱情與適合型態。

而這才能真正解決台灣的長期人才問題,也才是面對機器人與電腦即將取代人類的因應之道,因為天賦、熱情與勇氣,將是人類無可取代的特質,也是教育最該啟發的事。

(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08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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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1日 星期一

容許失業,是進步還是落伍?

在產業轉型過程與人工智慧發展之下,我們所有人都將面臨失業的可能性。而在一個把「人」與「時間」視為最重要資產的社會,失業,不應該被視為罪惡,而是尋找自己、投資自己並成就自己的過程與權利。


失業時代將隨智慧經濟而來

在離現在不太遠的未來,無論藍領、白領階級,不管製造業、服務業,人類的工作,都即將被機器人與電腦取代,當失業變成常態,當人工智慧取代智慧工人,我們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我現在沒有答案;相信這也是當前各國政府、產業單位、機構投資人或研究機構,都在思考的問題。在矽谷,最成功的創業者、投資人與加速器,也聯合成立了 OpenAI 來保護人類,確保人工智慧不會對人類未來造成危害。

回到失業問題,它一直是經濟、政治、產業甚至教育的重要課題,而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興起,也多少跟創造就業或解決失業課題有關。但在歷經了工業革命興起、機器取代勞工,而資本主義掀起全球化浪潮許多年之後,人類將再度面對巨大且長期的結構性失業現象。

事實上,從工業化與全球化時代開始,近三十年來,多數已開發國家也也經歷過(資訊)數位化、網路化、行動化的時代,傳統行業與勞動行為被資訊化的商業模式取代(例如:電子商務 或 ETC、Uber 等)在各產業已經層出不窮,只是,多數人都還在溫水中,不知道何時成為煮熟的青蛙。

回歸基本面,探討失業問題,要從就業或工作的本質出發,然後理解家庭、社會與國家相較於個人、產業、教育等層面的能力與意義,才能面對長期且大量失業現象的挑戰,並理解「失業」對台灣社會與產業在未來的衝擊與轉機。

工作與社會樣貌的演變

現代化的工商社會發展之前,無論農耕或狩獵採集的社會型態,人們工作多半是為了求個人或家庭的溫飽,透過物質與能源的交換(糧食、衣物、生活用品),組成自給自足的小型村落,再透過社會結構發展與自然力量的採集(風力、水力、獸力等),開始分工與加工,而有了各種工匠、商品與小型商業社會的雛形。

但工業革命來臨之後,大量生產、資本密集、消費主義等新經濟型態,開始改變人們工作與生活的樣貌。而多數人從事的工作與產出,其實與生活裡的直接需求無關;資本累積的速度也不再與工作時間成正比,而是與掌握資訊的能力有關;因此貨幣的流通、金融業的興起、薪資制度與工作型態的設計,還有都市化的人口移動現象,以及為了訓練優質員工、類似品質管制的「工業化教育」型態與升學制度,成為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樣貌。

人類面對大失業的經驗

第一波被蒸氣機取代的勞動人口與社會現象,造就了馬克斯思想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美國則由於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在鐵路與公路建設快速開展之下,以及電力、電信與汽車工業的發達,開始了工業化、都市化與市郊化的生活型態。

而二戰之前的經濟大蕭條,可謂人類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規模失業事件。歐美各國總計數千萬的失業人口,導因於政府管制措施與資本市場的失靈,一二三級產業同時發生大量失業,除了引起二次世界大戰,也影響了數十年後這些國家面對失業、資本市場與經濟循環的策略。

兩次世界大戰死傷慘重,就業人口銳減之下,除了推動後來婦女就業與兩性平權的機會,也舒緩了歐洲的失業問題。戰後人口存活率因為公共衛生與醫學知識的發展及普及而提升,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壽命更是大幅延長,人類面臨史上最大生產力跟經濟快速成長的年代。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末,科技發展與資本主義推動了自動化生產與全球化分工(亞洲製造、歐美消費),也開始發生再一次的結構性失業現象(藍領為主)。

最後,廿一世紀初的次貸金融危機,再一次的因為政府管制與資本市場失靈,讓全球經濟再次飽受衝擊,從金融商品與房地產市場的崩跌,導致原物料、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再度大量失業。不過面對這一次經濟蕭條,美國採取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某方面持續供給新創事業與資本市場能量,也減緩了金融緊縮造成的產業衝擊。

當然,美金相對價值貶低以及消費力的衰減,也造成其他國家與經濟體的壓力,尤其是出口導向的新興市場,同樣造成一波經濟衰退與失業(這就是當前中國與台灣面對的問題)。

失業原因不同,解法也就不同

如果以總體經濟觀點,失業不外乎是供需失調的後果。就業機會的需求,包括了產業結構、經濟成長、資本支出、勞動法規等,而人力資源的供給,包括了教育背景、技能訓練、特質性向、就業彈性等因素。

因此,幾次大失業潮的解法或最後跳脫的原因,不外乎社會結構改變、資本市場調節、產業型態創新、教育型態改變,或者最悲慘的大規模戰爭(人口大幅減少、軍事預算提高而自然解除失業危機)。

從自由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極權社會主義的共產國家出現,到貨幣緊縮、貨幣寬鬆所導致的經濟循環差異,還有一次大戰之前出現的新教育浪潮(如華德福、蒙特梭利等)都是國家機器、資本市場與教育體系面對失業問題的解決方法。

而台灣近年來的低薪與失業困境,除了因為出口經濟導向而採取的匯率與利率措施,主要來自產業結構僵化與經濟成長停滯。因此,相較於美國兩次(如果連2000年達康股災也算入,其實是三次)導因於資本市場的經濟蕭條與失業風潮,並透過貨幣供給與金融管制調整來改善經濟、刺激創新、影響國際貿易與產業結構,我們由於地狹人稠、製造業出口導向,其實面對比較類似早年歐洲國家的結構性失業,只透過金融措施是不夠的。

歐洲在歷經工業革命與兩次大戰之後,其實對於失業普遍採取包容與救濟的態度。除了因為舊教(天主教)的包容情懷(相較於新教國家如英美的資本主義強調競爭),也因為對於教育與產業型態,有了更寬廣的思考。相較於強調知識與技能等工業化教育的新教國家(德英美),其他北歐與西歐普遍發展出更重視人文、美學與哲學的教育體系。

當然,產業結構轉型與新創企業發展也需要金融與資本市場的鬆綁,但人力資源的提升,以及就業環境的改善,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核心關鍵。

失業,是權利而不是罪惡

失業,自然是痛苦而不愉快的。我自己在前面幾份工作經驗中,也曾經有過失業的狀態。那段期間,除了經濟與精神上的壓力,也會開始自我質疑,出現許多負面情緒。

也還好有家人的支持鼓勵,還有失業保險金的制度,讓我可以稍微減輕壓力,並且在多次嘗試後,逐步找到自己熱情所在,並遇到創業伙伴。

但是,若我們在工作上無法獲得成就感,甚至值得追求的自我挑戰與共同成長,或因為個人特質與天賦與工作型態不符,就業固然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這應該不是一個社會應該長期追求的個體發展指標。

其實,失業是應該被列為人類基本權利的。尤其在全人類都將面臨機器(人)與電腦的就業取代趨勢之下,遲早我們都要面臨失業的風險。

因此,與其被動等待那一天的到來,不如主動出擊,從教育、誘因、適性、樂趣等面向著手,全面性提高學生、求職者與就業者在職場上的選擇能力與成就動機。

適性發展,才是終極解決失業之道

無論產業或創業,無論求學或就業,我們其實一直都是被比較、被挑選,演化之道「適者生存」而已。但如果環境、產業、職位,總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呢?

鼓勵認識自己,包容不適應的脫軌,其實是才是一個國家社會進步的象徵。

如果要我描繪進步社會與文明思維的樣貌,也許可以用各種角度觀點,但我覺得都沒有比他們(例如法國)尊重個體差異、真正追求「建立在平等博愛上的自由」這件事情來得讓我感受深刻。

也許法國的創業氣氛不盛(那其實是因為多數人的工作與生活很平衡、政府很照顧弱勢族群、容許失業,不用冒太多風險出來創業),但是對自我的價值認知與專業尊重度,是令我非常佩服的。

如果要我說台灣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我會說試著讓每一個人都認識自己、尊重自己開始,然後有一天能我們充分發展自己、成就自己。

這個「自己」,甚至也可以把台灣兩字放進去。所以,我們要能包容個人失業,也要能容許國家經濟在轉型的過程中,成長停滯甚至數字衰退。

所以,不要再把失業當成個人或國家的罪惡了,甚至為了降低失業率而鼓勵創業。結構性的問題需要結構性的手法,所有人都需要有耐心,也都需要共同努力。


(圖檔出處)

2014年6月7日 星期六

行銷你的誠信,會做更要會說!

溝通永遠只有不足,不會過度;執行成果都在細節,不是策略。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溝通與執行這兩件事,以及是否願意把它們都做到極致。

測試「聽音樂騎飛輪 APP」,這就是我的「體驗行銷」

第一次出來創業的人,常常有很重的保護心態,總覺得自己的想法很特別,遇到同業或潛在投資人,不是先掏出「保密協議書」,就是開口第一句話:「我不能跟你說太多,萬一被人家偷走我的想法怎麼辦?」

如果因為怕把點子講出來而被偷走,那真的不要出來創業。通常把想法看的很重要的,也就只是很會想或很會講而已。

所以在 AppWorks 加速器的每週固定活動中,最開始的就是週一早上的每週分享(Weekly Demo),而每一屆育成計畫的最重要活動,也就是期末的 Demo Day,讓每個團隊有五分鐘的時間,面對上千位觀眾,包括數百位創投業者跟產業人士、還有網路與行動創業者,分享自己的產品、服務與商業模式。

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或注重「把想法說出來」的能力?重點不該是「把想法做出來」嗎?

事實上,根據對創業者的長期觀察跟自己過去的職場經驗,成功的創業者或經理人,一定要兼具溝通力與執行力的雙重特質。

所謂的溝通,就是「做之前說、做當中說、做之後說」,不斷地跟客戶、員工、投資人、創業伙伴透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要做什麼、在做什麼、能做什麼,開誠布公,建立共識。甚至廣泛地跟同業交流,吸收各種聲音與回饋。

因為創業最需要的是「行銷」,而不是「推銷」。「行銷」是不斷地跟市場互動的結果,是在開發產品的同時,也開發市場;是一種經由跟使用者互動、快速立即修正產品的循環。但「推銷」就是想著把產品做出來之後,再透過價格或通路策略,或各種推廣方式或顧客關係管理行為,達成業績目標。

我並不是強調「推銷」不重要,但在所謂的「行銷」四要素(4P, 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裡,最重要的是「產品」,而不是「推廣」。真正的品牌,靠的都是產品本身會說話。

而所謂的執行,就是「說到做到、言出必行、言行合一」,雖然環境變動很快、市場每天都可能不一樣,但真正有執行力的創業者或經理人,一定會用盡全力、使命必達。之所以把企業的最高執行單位負責人稱為「執行長」,關鍵就在於執行力,而不是想像力或說服力。

事實上,所謂的溝通與執行,就是建立「誠信」的過程,透過不斷地溝通,所有企業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客戶、員工、股東、經營團隊、上下游外部伙伴,才能夠接收到最新的資訊與觀念,才能夠理解企業的問題並收到市場的需求;也唯有不停地執行,創業團隊或經理人才能把產出結果跟原有概念之間進行比較與驗證,否則一切都只是空談或空想。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們,AppWorks 如何挑選育成團隊或投資標的?

我們不是看學歷、看產業經歷、看創業決心,最重要的,我們看的是創業者的溝通表達能力,還有實際執行成果。

對了,第九屆的申請還有兩天就截止,有興趣的創業者請展現你們的溝通力跟執行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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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9日 星期四

今天你打卡了沒?

無論東方或西方,朝九晚五都是上班族的代稱,不過,我一直覺得這是個有問題的系統。彷彿工作時間就代表了工作成果,人在公司就保證心也在公司一般。

上班打卡,到底代表什麼?




有兩件台灣職場常見的事情我一直不能明白。

一個是老闆沒走,員工就不敢走的加班現象。另一個是為什麼上班應該要打卡?(當然,不是用你的臉書打卡,而是用打卡鐘簽到)

幾點到公司,你有沒有在辦公室裡或辦公桌前,到底對老闆或公司,或者個人的工作績效,具有什麼意義?

多數台灣的工作環境,都要求員工要打卡,或者透過門禁系統,考核出缺勤狀況。雖然隨著時代演進與交通繁忙,不少公司或機構,都有所謂彈性工時制度,就是可以比表定打卡時間提早或延後一定的時間,但是你仍然必須要在公司待滿固定的時間,才算完成一天的工作。

在檢討這個制度之前,讓我們先想想,為什麼當初會有這樣的系統被設計出來。

其實打卡這件事是歪國人發明的,本來叫做 Check in。對,就是 Facebook 上的 Check in,所以中文版的臉書就翻譯成打卡了。

當然,你不需要到餐廳、景點、教室或高鐵車站上班打卡,但是當打卡成為「我到了某地」的意思,我們也就習以為常。

而有出差或旅行經驗的各位讀者,無論到機場、到飯店,甚至參加大型研討會,我們都會「進行一個 check-in 的動作」,這時候,其實我們會翻譯成「報到、入住、簽到」的意思。

所以,本來 check-in 只是報到或簽到的意思,但因為打卡鐘的發明,把一張紀錄用的卡片放進那個時鐘「喀嗒」一聲,所以我們才把「簽到」這件事,變成了「打卡」。

那又為什麼過去的工作環境,從簽到(人有沒有到)變成了打卡(人何時到了)?

那就牽涉到哪些行業需要準時報到了。

別說產業,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就被要求要準時到校,遲到得受處罰或懲戒。

其實這件事我也覺得奇妙,學生缺席一定是因為學習動機不足、課程與學校沒有吸引力,或者家中有特殊狀況,為什麼懲罰的是學生,而不是沒有創造足夠動機的學校與老師?

當然,學生遲到會影響老師的教學(因為老師不想個別指導、重教一次),不過我們從小到大好像都是以「早自習」或「朝會」當作遲到時間標準的。學生遲到真正影響的是自己的學習,還有跟同學的互動,補習班都可以看錄影補上課,學校其實也可以比照辦理。

而早自習既然名為自習,幹嘛要管學生到或不到?朝會固然偶爾(真的是很偶爾吧)有重要事情宣布,但多數時候不就是排隊立正、唱歌升旗這等事嗎?學生不想參加朝會,一定是朝會很無聊、很沒意思,怎麼又要處罰學生了呢?

按照同樣的邏輯,其實很容易理解上班為什麼要準時,因為老闆要朝會、老闆要員工早自習、老闆怕開會時有人缺席。

可是,這些真的是好的上班準時動機或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嗎?

我不否認每天一早召開快速會議的工作型態可以快速同步團隊進度、凝聚共識。不過,現在最流行的是站立會議,十五分鐘之內速戰速決,超過半個小時的會議其實已經沒有意義。

而且,如果每天都會召開會議的團隊(不管快不快速、站著還是坐著,甚至開到趴著打瞌睡),需要打卡制度嗎?誰來誰沒有來,不是一目了然,清楚明白嗎?

喔,其實老闆想知道的是,他不在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經來了。

問題來了。

為什麼老闆需要知道他不在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經進辦公室了?

當然,有些行業,需要值班與交班,所以需要準確的掌握下一個接班服勤員工是否準時,例如軍警消防、保全警衛、急診室的醫護人員,以及機師、空服員、地勤人員,還有多數的餐飲服務業等。或者,你的工作型態固定規律,工作內容重複一致,所以工作時間的長短,就能化約成工作績效與薪酬(例如生產線的操作員)。

但是,對於多數上班族而言,你的工作只有你可以執行,也沒有人需要交班,為什麼你需要交代你在哪裡上班、你是不是在公司工作?

工作績效不是應該由工作成果來評估嗎?

準時上下班,唯一代表的是你準時出現在公司(甚至不一定在辦公桌前),那跟你的工作績效有什麼關係?

如果一個員工能有效率的把工作完成,甚至不用來公司或很少來公司,他一方面可以減少交通時間與地球資源(包括燃料與辦公室的水電)的浪費,二來可以更彈性的安排生活與工作的平衡,為什麼很少台灣企業提供在家工作或彈性上班(不是前述的彈性工時喔)制度呢?

顯然,多數的台灣老闆,都把員工當成時薪人員,或者按照工時計酬的操作員了。

但事實上,多數人並不是領時薪或按工時計酬的員工啊?

我真的搞糊塗了。

如果我們為了守時有效率,那就準時出席會議、統計出席人數。如果我們為了工作績效,那就拿出工作成果。但我實在找不出所有員工(好吧,至少非高階主管員工)必須一起準時抵達公司、坐在辦公桌前的好理由。

啊,大概是為了軍容壯大、場面好看吧?

我們是在上班,為客戶與公司創造價值,還是幫老闆打造朝會的場面?

啊,也許老闆要的不(只)是朝會,而是早朝百官入宮待駕的場面。

身為一個老闆,你是要員工上班打卡、恭迎大駕、隨傳隨到,還是要他的敬業態度、成就動機、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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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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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根據網友轉述:

「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5項係規定雇主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復規定出勤情形應記載至分鐘為止屬強制性規定,其出勤紀錄設置,基於雇主指揮調度權之行使,不因工作地點不同而有所變動,亦有一定保存年限,避免突發事變,以維員工權益。立法目的在於勞雇雙方對於工時、工資、休息及休假等認定上易生爭議,致損及勞雇關係和諧,為使勞工之正常工作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記錄明確化,故課予雇主義務,以備作為勞資爭議之佐證依據,法律遂明定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並應記載至分鐘為止,以杜絕相關爭議。是以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5項雖未明定出勤紀錄之保存方式,惟解釋上應以正本保存,且該條規定係課雇主保存勞工出勤紀錄之義務。近年雇主因故意或過失,未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記至分鐘為止並應保存一年」

以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台84勞動二字第一四○六七四號函

事業單位於工作規則中規定上下班不打卡,加班如以呈報方式處理,雖無不可,但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三項(現行移為第五項)規定仍應由雇主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原來在台灣,公司不打卡會違法?!!!!

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記憶,不該再是教育與學習的重點

最近大家都在談產業需要人才,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教育與學習歷程中,沒有培養人才甚至在毀壞人才。

其實這是一篇感想文。(煙)

相信跟我同年紀(六年級中段),或者已經在職場上將近十年,要兼顧家庭、事業、生活、興趣等範疇,隨著年紀漸長,事情變多,身份角色越來越多元之外,要管理與牽涉的事物也越來越多。

前一陣子跟老婆看線上電影,兩人討論片中的女主角是否是最佳人選,並且各自舉出可能的人選,我突然發現,過去在學生時代,能夠如數家珍的一線女明星,我居然有將近一半都叫不出來。

還有一件事,從小到大,我有一個特質,就是很容易認人與記名字。往往在一個新團體中,我是第一個能記得所有人名字與臉孔的成員,而且甚至能夠從背影就認出人來。也因此,我常常在生活中遇到不同時期或不同領域的同學、同事、朋友或只見過一次、交換過名片的準陌生人。最誇張的例子,我可以跟幼稚園學弟在近二十年沒見後,在餐廳相認...

但現在,我發現這項能力幾乎快喪失了。只有每個月會見面,或者工作相關的伙伴、團隊,以及研究所以前的同學,我能夠記得臉孔與名字,至少知道對方跟我的關係。

以上這些,只是要說明,我曾經是以觀察力加上記憶力生活的人。當然,我的理解與學習心事物的能力也不算太差,但我相信,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與考試經驗中,記憶力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現在當我發現記憶力開始衰退,如同我相信在不遠未來的某一天,我必須拿下眼鏡才能看清手上的書本時,其實我好像開始邁入「前中年」的階段。

恐慌嗎?不。這不是我思考的重點,也不是我一向的習慣。

但我開始思考,在過去這麼多年來,我有多麼依賴記憶力與觀察力,讓我忽略了理解、分析、拆解、內化的重要性,還有是否輕忽了在表達、溝通、互動與思考的時間與經驗。

從我自己小小的體驗,也讓我不禁想到,是否這也是台灣教育跟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最近大家都在談人才,不管是施振榮先生認為是年輕人沒舞台,或者是張忠謀先生認為不缺台清交、但缺乏創人才,我自己覺得除了台灣的產業缺乏遠見與交棒意識,不願意投入資源培養人才、提供舞台之外,我突然發現,我們真正面對的問題,是從教育開始的。

過往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台灣的經濟基礎與產業發展,都是以製造業為主,並且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逐漸強化流程管理、品質提升與標準化等能耐;在同時,我們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推動教育改革,希望藉由普設大學、技職轉型,讓平均學歷提升的人力,能夠接軌台灣產業的人才需求。

但很明顯的,我們在人才市場的供給與需求,都出了問題。而另外的房價高漲、物價推升等經濟現象,但平均薪資與購買力卻退後十多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都讓台灣年輕人陷入前所未有的焦慮,也讓我們不斷想問自己,到底台灣的產業跟經濟型態,出了什麼問題?

我認為答案其實很簡單。

一個面向是由於我們的科技製造業主要以代工模式為主,競爭優勢來自設計、開發、生產、組裝等價值鏈中的價格破壞,所以當所有廠商都靠砍價來獲取經濟規模與競爭優勢,那麼員工薪資也自然無法提升。

另一個面向,就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我們過去的產業型態,是由工業革命之後的自動化、標準化思維所引發,也改革了我們的教育產業,讓原本應該是以人為本、以個人為中心的學習歷程,變成規模化、標準化、無差別化的知識填鴨、書本考試、學歷複製過程。而且,學歷越高,也越容易陷入「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的困境。

這也就是為什麼連張忠謀先生都說出缺乏創新人才的緣故。因為我們在教育體制中,跟本是在抹煞創新與創意,只強調書本與考試,同時也不重視「學習、思考、分析、理解、表達、溝通」這些內外部歷程的重要性。當然,這十多年來的教育改革,以及部分的家長開始支持並接受新的教育學習型態,但主流思維與價值觀,依然是考試成績與學歷至上,依然是分數主義與文憑主義。

這或許是另一個我們為什麼在許多的國際競賽上,年紀越小,台灣成績愈好,但一旦到了大舞台,到了企業或政府的層級,我們卻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原因。

因為記憶力是有限的,是會衰退的。青春期前的選手、學生,可以靠大量長時的訓練,養成比賽的能力。但真正有價值的能力,包括自我學習、適應環境、面對困難、找出方案,都不是靠記憶本身或標準化流程可以產生的。

所以我們的成年人,也許在數字與文字的平均素質高於歐美甚至全球。但很抱歉,國家或企業,需要的不是「一般人」,需要的是「一個人」。需要的是一個超凡的領袖,而不是一群平凡人。

而領袖要的,絕對不是記憶力與觀察力,而是決策力與溝通力。決策固然需要資訊的蒐集、理解,但更重要的是,面對越來越快速變化的環境,要如何產生有價值與長遠影響的決策與執行方案,並且透過溝通與互動,讓組織跟著一起前進。

所以,我們一直拿來當個人努力方向與政府成就的學習指標,是否應該修正,我覺得是比產業升級、人才危機更重要的議題。

別再因為你記得一件事情而值得驕傲,而應該開始思考,你是否真的理解它,或者能改變它。





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創業無國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加拿大創投們現在要求政府放寬移民限制,吸引世界各地的網路創新人才。BC省一個由超過50個科技業創投與私募基金支持組成的遊說團體,正向政府提案"創新公司簽證條例",希望能將原本能放鬆原本$30萬加幣的個人投資與兩年管理經驗的要求限制。他們也以Mark Zuckerberg為例子,當他創辦Facebook的時候並沒有充裕的資金和豐富的管理經驗。

其他國家如英國,新加坡,和智利都已經修改移民法讓具有知識技術的創業家能更容易在當地發展。根據美國研究資料顯示,在1995到2005年中成立的科技公司中,有四分之一的團隊至少有一位外來移民創辦者。加州有38%的公司有前述情況;矽谷團隊則有52%。近七成的加拿大民眾贊成將美國現有的創新公司移民簽證條例引進來。

BC省溫哥華複製Y-Combinator育成中心的Bootup Labs創辦人Danny Robinson希望能藉由移民法的修訂,加上溫哥華靠近矽谷的地利之便,來吸引世界各地的科技網路年輕創業家。Bootup Labs現在已經結束,但另一個新的育成計畫Growlab在上個月展開,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報名。

這個計畫下的ㄧ個團隊Summify,即是兩位來自羅馬尼亞的年輕軟體工程師所創辦,現在已經有六位員工。他們已經受到矽谷創投的矚目,不過加拿大政府目前只發給他們短期的工作簽證。公司創辦人Mircea Pasoi與Cristian Strat都曾在Google實習,並收到來自Facebook和Google的工作邀請,但是他們決定走向創業之路。

他們參加了Bootup Labs所舉辦的競賽而來到BC省,現在正在研發免費新聞更新服務。這也是最近被CNN以$2500萬美元收購的溫哥華公司Zyte的主要產品。不過Summify的服務可根據用戶社群工具上的使用習慣來統計出用戶偏好的新聞。這個應用程式在今年七月推出兩星期即被下載超過一萬次。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網路科技業不需要大筆的硬體投資,只要產品創新有價值,即可帶來可觀利潤並且創造當地就業機會。也有機會引進外來資金,促進整體經濟繁榮。

儘管美國有創新公司移民簽證,但移民美國還是不容易,加拿大政府現在的確是有機會吸引想進入北美市場的世界級人才,而加拿大的創投們也看準了這一點,積極催促政府打造一個適合科技創新的環境。也許,台灣業界也可以參考看看,不一定要砸大錢蓋科技園區,吸引各地人才,應該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資料來源:The Vancouver Sun

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我們還需要知識工作者嗎?

知識工作者並不等於知識份子。而且,多年來在台灣所謂的知識工作者,也只有被壓榨的份。難道,只能繼續這樣?

最近由於選舉快到了,政府拼命釋放各種政策工具與利多議題,希望創造正向機會,其中最大的幾個議題,莫過於國民教育、物價控制、房價抑制、產業環境等等。而我認為,台灣的問題不是物價房價過高,而是薪資結構偏低,還有人才供需失衡。這或許跟大家的認知有所差異,台灣這三十年下來的經濟發展與產業規模,除了早期的整體規劃與代工模式創新,不也歸功於素質優異的知識工作者嗎?難道我們有這麼多的知識工作者,還需要產業創新或技術提昇?這件事情又為什麼跟房價物價過高有關?

其實,只要觀察許多經濟與人口統計指標,例如貧富差異級距與台商回流統計,還有台灣可用土地面積及稅制政策等因素,台灣房價其實並不偏高,頂多是合理的昂貴。但問題真的是房價或地價的數字大小嗎?

換個角度來說,房屋或土地的計價基礎是貨幣,而貨幣所代表的是勞務或產品等價值提供者獲得的可交易等值報酬。因此,台灣房物價偏高的另一個面向,其實是勞務價格,也就是勞工薪資偏離幅度太大所導致,而薪資偏低的原因來自就業市場的供需。如果台灣的勞動薪資平均上漲三到五倍,難道大家還會覺得房物價上漲如此的難以承受?當然,資金炒作與投機應該抑止,但如果是正常隨薪資幅度等比例成長的房物價,我想就不會引起如此的反彈與政策議題。

而改變勞動薪資結構與職場文化環境,其實除了要改變雇主心態與管制機關政策之外,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勞工的議價能力。怎樣的勞工具有議價能力呢?很簡單,具有不可取代性與高價值創造能力的,自然具有議價空間。目前並非沒有這樣的勞工存在於市場上,但是比例相對偏低,也就是大部分的勞工其實缺乏不可取代性,尤其是社會新鮮人,簡直是任人宰割的魚肉,而這樣的現況,教育體制與產業環境要各負一半責任。

也就是說,在台灣目前所認知定義的知識工作者,其實只是高技術含量或高資訊含量,頂多是知識運用者,但未必是知識產出者或知識份子。這麼說也許嚴苛了點,但是這也是台灣產業應該升級的問題點。

如果是所謂的知識份子,應該具有極高的不可取代性與原創性,但是我們在台灣看到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其實具有的不可取代性並不高,也因此即便工作環境嚴苛不合理,無良老闆與資本家仍然能繼續壓榨員工,因為你不來也有你同學、你學弟妹甚至你學長姊會來。

唯有員工真正具有知識創作或智慧累積的能力,才有可能產生台灣產業升級與職場環境革命的可能。這件事需要從需求端(產業與經濟環境)與供給端(學校及教育體制)共同改變,而我個人認為從需求端改變的機會較大,也較有力量。這是我投入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業的初衷與終極目標。

我們需要的,不是知識工作者,而是智慧工作者與創業家,是知識份子與 Hacker,唯有如此,台灣的產業環境與職場架構才能翻轉,學校也才不再是工程師與上班族的量產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