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保，真的保障健康嗎？

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對他國便宜與便利，卻也讓民眾沒有主動追求健康的誘因；其實可以透過大數據連結穿戴裝置來管理健康，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

七年前，我因為一場摔車，開始游泳進行復健，後來還參加鐵人三項等運動，但除了體力變好，沒有真的變健康；高血壓與高尿酸的症狀一直伴隨著我，結石或痛風更不時影響工作、家庭與生活。

我開始認真思考，並改變生活習慣，透過運動科技與專業教練的輔助，經過半年調養，在年初的健檢中，除了沒有紅字，心肺功能被評估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以上。這段經驗，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是否因為過度依賴「醫療」與「健保」，而不曾好好追求「主動」健康。

醫療行為，可以分為「預防、診斷、治療、追蹤」。多數人即使知道預防醫學的重要，但醫療資源八成仍然花費在診斷與治療項目上。隨著醫藥技術進步，我們可以醫治（或控制）越來越多的疾病，但多數人其實並沒有越來越健康。

事實上，台灣人的平均壽命 79.5 歲，而健康平均餘命僅 70.8 歲，等於生命最終有八年時間受病痛之苦。在北歐，已經把臥病十四天當成健康管理的目標。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

全民健保在台灣實行二十年，拉起了很高的社會安全網，但也改變了多數人的態度與行為，把健康「外包」給醫院及健保制度；無行為差異的制度，一定會造成濫用，而目前的健保，沒有讓民眾主動追求健康的誘因。

在這個大數據與物聯網的時代，歐美許多車險業者已經開始透過智慧型手機與行車電腦，針對高風險駕駛行為，或疏於保養的車輛提高保費。與「行為」連結的汽車保險制度設計，可以促進主動式的駕駛安全與風險意識的提升。

連結穿戴裝置與健康管理的產品，只是透過大數據讓健康結合保險與醫療產業的開端。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而要改變行為，唯有重新設計系統。例如落實分級與轉診制度，並重新分配資源與誘因，提出運動處方與健康管理平台甚至強迫休假制度，不僅要改變健保，也要從運動、教育、勞動等面向推動，我們才會真正開始習慣與思考，什麼是「主動」的健康。

（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0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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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世代的競爭力

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具有絕對優勢， 但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規畫，令人憂心。

兩年前的此刻、2014年3月17日前夕，應該沒人能預期，一場改變台灣社會氛圍與政治勢力分佈的學生與公民運動，將展開序幕。之後的事情已成為歷史，我不再贅述。

除了公民意識抬頭、兩場選舉翻轉了台灣政壇，其實服貿學運或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也反應了新經濟的本質，也就是「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

事實上，「群眾與數據」就是「新經濟」或「網路思維」的核心，除了是兩場選舉的勝負關鍵所在，更是新舊世代的最大差異。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需要轉型，資金、人才與社會階級的流動明顯不足，但如果新政府不能看懂「新經濟」，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

也因此，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地域規劃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劃「物聯網」、「五大產業」或「智慧經濟」，令我格外憂心。

回首三十年前，我們從加工出口區轉型科學園區，讓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人才、資金投入的重點，帶動了經濟奇蹟。問題是，這些戰略優勢與PC產業的市場景氣，紛紛離去。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我們沒能把握；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

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而非技術。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自由轉型，並收購有能力制訂標準或改變遊戲規則的品牌或新創企業。

拋開硬體製造與規模生產思維，台灣在內容、設計、運動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反而因為政治與媒體制度的開放，社會型態與生活品質的提升，具有華人社會與東南亞區域的絕對優勢。

上個月，富比士（Forbes）雜誌發佈首份亞洲版「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30 Under 30 Asia），介紹亞洲各國十個領域的300位傑出青年，稱許他們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

這份名單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為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以及在「3D列印裝置Flux」創辦人柯軒恩。這三位分別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也都俱備了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創造了許多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社群影響力。

幾年來在校園演講、孵育新世代創業，我其實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善用群眾與數據，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才不辜負那場兩年前的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

（本文經編修刊載於今周刊100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大創新，從小學起

這幾年，台灣傾全國之力推動創業與創新，甚至在大學裡當作一門課來教。事實上，創新要從小開始，先從小學教育改善起，把學習、創作的能力與興致還給孩子。

過了一個年，我們家有了許多新氣象：除了休假半年的我，即將回到工作崗位，才進入公立小學一學期的女兒，也轉入實驗教育的共學團體就學。轉學對我們來說，並非容易的決定。但經過一個學期的「震撼教育」，我們決定盡早跳船，還給孩子與我們「正常」的學習心態與日常生活。

說實話，教改多年以來，教材內容確實靈活豐富許多，校舍建築與課程安排也比我們小時候活潑。但不管教材再新、校園再好，教與學的思惟如果保守僵化，課堂上依然是一場災難。例如，小一上的生活課本，有拜年形式的介紹，列出「親自、卡片、視訊、電話、簡訊拜年」等方式。

於是，在期末試卷有這麼一題：過年時候，我會採用「 」的方式拜年。

看到試卷，我實在不懂出題動機。考背書能力？還是親自拜年才是標準答案？出題者顯然沒把其他可能性與社會多元面貌放在心裡。

類似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集體教學作為評量標準、教育現場與評量方式缺乏彈性空間與多元思考，還是讓我放棄體制教育。

從事新創孵育與早期投資多年，我一直覺得創業不該在大學裡當作一門課教。但自己的孩子經歷了體制教育一學期，我發現問題不在於大學裡能否教創業，而是從小學開始，教育就扼殺了創業與創新的種子。

成功的創業必定來自敢於夢想、樂於實踐。偉大的創新，則取決於所解決「問題」的格局。我們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寫了十二年回家作業，每天應付「短期」操作型的「作業」，到了十八歲，（多數）已失去思考長期「問題」的習慣與能力。

這幾年，台灣可以說傾國之力推動創業與創新，許多大學校園也開始瀰漫創業風氣。在我來看，創業的時間點並不需要提早，但創業的態度與能力要從小培養。

華麗的填鴨，依然是填鴨。把學習、創作的能力與興致還給孩子，他們才會有機會選擇跟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本文刊登於 20160303 出刊的1002期今周刊 【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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