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難以生出獨角獸

全球疫情即將告一段落，資本市場修正也放緩了新創上市熱潮。但全球新創獨角獸數量由2020年底的563家暴增70%到去年底的959家，並在今年二月初突破一千家。這一千隻獨角獸，美國佔比52%，中國20%，印度10%，剩下來自英、德、法、巴西、印尼、南韓這些G20大國。小國中最出色的是以色列24家，新加坡12家，荷蘭6家，甚至瑞士都有5家，而台灣居然一家都沒有。

在探究原因之前，我們先來看另一項分析。去年出自矽谷創投作家 Ali Tamaseb 的【獨角獸創業聖經】，研究美國兩萬家獲得創投投資的新創，並將當中兩百家獨角獸與其他新創的創業者背景做了完整分析。作者發現，在多數新創公司中，創業者的性別、學歷高低、創業時年紀甚至產業經驗，都跟是否成為獨角獸沒有絕對的相關性。

但是有三項創業者背景，跟成為獨角獸的機會有高度相關。第一個是名校學歷。根據分析，美國四大創業名校：史丹佛、柏克萊、哈佛及麻省理工學院，校友創業成為獨角獸的機會也最高。這部分隱含了家庭背景、實習機會、校園創業風氣與周邊投資人密度等各項因素，也造就舊金山灣區與波士頓成為全美甚至全球最適合創業與投資的兩個熱區。

第二個是科技公司經歷，尤其是Google, Oracle, Microsoft, Facebook, LinkedIn 等這些定義消費者行為與企業市場的科技巨頭。從這五家企業離職創業的員工，創立獨角獸新創的機會也較高。在這些企業工作，你會學到如何定義具有十億級市場潛力的使用者需求，並且透過產品開發的迭代過程，找到可規模化的成功商業模式。

最後一項因素，則是創業經歷與出售公司的經驗。同一份調查發現，具備創業失敗經驗的創辦人，下次創業成為獨角獸新創的可能性會提高 1.6倍；而將公司以一般價格出售（未獲利出場）的創辦人，下次成為獨角獸的可能性會提高 3.3倍。

從這三個因素，我們已經找到答案。九零年代末由於台灣電子業起飛，加上中國生產力與消費力逐步開放，跟我同輩的工程師幾乎都留在台灣企業或成為台幹，既沒有出國留學也很少數進入全球科技巨頭，缺乏對美國消費市場與企業用戶的理解，也鮮少有創業與出售公司的經驗，自然難以在北美創業及募資。

這也解釋了以色列跟新加坡為何有如此多的獨角獸，而日本與南歐各國表現平平。回首半導體業跟電子業在台灣的成功，當年的創業者不是有海外經歷，就是有外商或外貿的工作經驗。如果我們要成為獨角獸的產地，方案已經很明顯，就是加速人才與企業的國際化，以及企業併購的推動與開放。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第131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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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來自寬廣的底邊

在解封後的七月，我家電視被運動賽事所佔據。從美國職籃季後賽到溫布頓網球賽，緊接著是東京奧運。除了關心台灣選手的戰況，我也帶著孩子觀賞各國選手的場上較勁、精采演出，並且繼續陪他們打球、送他們上夏令營。

雖然來美國才一年半，但從孩子在夏令營接觸到的運動種類之豐富，以及在社區游泳池、網球場、足球場、籃球場上所遇到的老年人或孩童的運動能力與投入程度，都讓我這個打了三十年籃球、參加過十場鐵人賽事的過動中年感到讚嘆。

不可否認歐美各國的運動產業發達、市場規模大，不少貧苦家庭把進入職業運動當成翻身途徑。但即便是中產階級或菁英家庭不僅不會輕忽運動，甚至在升學上會把運動做為主要課外項目，並透過社區球隊或俱樂部型態進行社交跟長期投資，養成孩子的終生運動能力與素養。

也正因為人人都參與運動，投資金錢與時間在上面，教練、場地、比賽、設備與運動科學等產業人才、資金才會有投入跟產生正向回饋、日趨成長的機制。一個國家的運動實力固然可以從國際賽事的選手實力與獎牌數量來評估，但最關鍵的是運動人口跟運動設施普及率，以及每個家庭投入運動的平均時間。

其實，這跟我長期思考與觀察的創業生態系非常相似。我們都知道任何一種專業的職業項目，要做到專業頂尖、世界第一，大抵都要花上十年以上的全力投入，並且在強者環伺、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充份磨練跟精進。即便不需要到全球級的水準，成為區域上的強者，一樣需要長時間的參與跟實務經驗。

矽谷之所以成為創業者與投資人的天堂，不僅在於人才與資金的密集度與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因為左鄰右舍的創業故事與投資案例極多，孩子從小浸染在科技產業與創業風氣之下，在車庫裡搞專案、到新創公司與科技企業實習的人數，解決真實產業問題與面對消費者需求的經驗值，遠遠超過任何區域。

十多年前，曾有人問過，台灣是否有網路產業、生技產業。當時我的回答是，我們有許多網路新創、生技公司，但還沒有完整的產業生態系。也因此，估值十億美元的新創獨角獸，永遠是難以企及的目標。運動產業也是一樣的道理。

金字塔的底邊夠寬，塔才會穩，頂才會尖。當我們不再把目標放在獨角獸跟奧運金牌，而是改變產業型態與勞動條件，讓創業與運動成為工作與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台灣才會成為新創之島、運動強國。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第1285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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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才為何特別跨領域

去年此時，我剛進入柏克萊校園研習。回首這一年，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生活與學習上的衝擊與挑戰，也在校園裡認識各學院的朋友。而因為這裡獨特的學士後制度，讓我對美國醫生跟法律人的背景或生涯發展，印象格外深刻。

多年來在國際新創圈跟跨國企業，我見識過出身醫師或律師的優秀執行長或機構投資人，也見過退伍軍人或奧運選手轉為超強業務或創業者；但美國專業人士背景的多元性，真的比我想像的還寬廣許多。醫生跟律師在大學主修可能是經濟、文學甚至音樂或哲學，我去年旁聽一門智財課程的授課教授，身高七呎打過職業籃球，退役後才成為學者。

讓我再舉兩例：柏克萊工學院的前任助理院長跟生醫轉譯學程主任，在取得工程博士之前分別主修的是東亞語言跟英語文學。而 Berkeley SkyDeck 加速器的執行長 Caroline Winnett，在進入企管跟新創領域之前，是一位職業小提琴演奏家。 

連專業人士跟經理人都有這樣跨界多元的背景分布，這也難怪美國的太空人可以有陸戰隊跟醫學院的背景，上過戰場拿過勳章還準備登月球。美國的教育教你認識自己、開放潛能，更重要的精神是不要設限。

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的生醫新創領域，醫生不僅參與擔任諮詢角色，有些甚至全身投入成為技術長或執行長。此外，美國的法律制度是動態的不成文法系，具有非法律背景的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與經歷，也讓美國的律師、檢察官與法官，有更寬廣的判斷力跟創造力。

再說回來，音樂、語言、運動都是適合從小開始，培養專注力、溝通力、領導力跟團隊精神的好項目。但這些領域在台灣不是被當成才藝就是被認為沒有前途，無論如何不會被認為是專業基礎跟人格特質的養成途徑。

反觀在美國，稍有能力的家庭都會讓孩子浸淫這些領域多年，只是當作興趣跟人格特質的養成過程。一來解釋了這些項目在美國的市場龐大、職業發展較佳，二來也解釋了創新跟或跨領域為什麼在美國容易發生。

而在教授專家的領導跟教育行政體系的運作下，台灣高教跟國民教育體質的僵化，以及多數人對於生涯發展路徑的單一想像，在跨域整合、破框創新的年代，將是台灣長期競爭力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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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週刊第125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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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創生態系，人才是關鍵

加州近來除了疫情持續，又加上熱浪、野火與停電危機，身為初來乍到的短期旅居者，只能樂【關】以對，吃苦當吃補。不過，當全球多數國家禁止差旅、許多人在家工作的此刻，因為沒有以往差旅往返的需求，之後約成會議、線上視訊的機會也較過去容易許多。

擔任矽谷兩個創業加速器 SkyDeck 與 500 Starups 的創業導師（Mentor）至今，跟數十個來自各國的新創團隊互動，頗有收穫。但近來最有趣的，是一個生態系的諮詢個案。由於我過往的工作經歷、參訪經驗以及目前在灣區所進行的研究主題，某個亞洲國家的政府部門透過第三方顧問公司跟我進行訪談。主題包括比較美國與亞洲主要生技聚落的特質、優勢與機會，生醫產業趨勢的演變以及生態系的關鍵成功因素。

這些主題其實許多在我過去文章中曾提過。生技聚落的關鍵要素涵蓋人才、資金、市場、法規、環境等面向，從技術產品商業化與風險投資週期的時間軸來看，橫跨技術研發、專利佈局、資金取得、原型設計、臨床試驗、法規認證、製造品管、國際行銷與財務管理等要素，關鍵要素可謂既深又廣。

以堪稱美東甚至全球生技龍頭的波士頓地區為例，頂尖大學與醫院林立、生技新創投資風氣鼎盛，固然造就早年的生技創業風潮，但在千禧年之後也曾有過低潮。所幸麻州政府與多家國際藥廠共同投入，改建原本只是倉庫與工廠的老舊劍橋城區，投資成立創新中心與共享實驗室，又正逢細胞治療與基因工程技術起飛、波士頓各項交通改造完工，才有近年來的波士頓再起。

反觀台灣生技業，起源自數十年的化工、製藥、醫材與生技政策，再加上研究機構的海外專家延攬、國內人才培育，輔以政府與民間資金的大力投入，才有至今稍具規模的生技醫藥聚落。台灣的科研人力、臨床環境、資金供給甚至生技公司的上市家數都傲視亞洲，但我們一直欠缺質量俱佳的國際授權與併購案例，這些才是國際生醫新創的退出策略主流。

這個現象背後反映的是我們缺乏與國際醫藥巨頭與機構投資人的連結，而連結的關鍵是合作默契與長期信任。那也是猶太人在美國許多產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為何以色列能長期出口許多關鍵技術，將產品、服務甚至公司賣給國際企業的關鍵。

生技產業聚落的關鍵要素很多，但最關鍵的是找到一群願意相信、能夠打造並且創造成果的經營者。匯集關鍵資源、連結國際企業、吸引投資機構、調整產業策略，要做的事非常多，但只要找對團隊，給予條件，事情就會發生。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23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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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引進加速器，不如招商與辦學

過往十多年來，為了推動新創經濟、促進產業轉型，中央與地方政府從普設育成中心、舉辦創業競賽到獎勵補助新創，可說非常積極，但效果始終有限。為了提升新創生態系的國際化，這兩年各單位的目標成了「引進國際加速器」。

身為新創加速器 AppWorks 的共同創辦人與前合夥人，我曾經也認為加速器是翻轉新創生態系的關鍵。但在近年參訪全球各大新創聚落之後，我發現加速器其實是生態系充分發展與競爭後的結果，而非起因。

各領域最強的加速器，一定位於該產業競爭最激烈的生態系，包含最有實力的工程師、最有經驗的創業者、各階段投資人與願意投資與收購新創的企業群，再加上有創業及投資經驗的加速器經營者，才能吸引最強的新創團隊進駐。 

這也就是矽谷的演化過程：由一流的學研機構與產業巨擘，加上願意投資初創企業的創投機構，不斷培育出有出場經驗的連續創業者，成就了熱鬧的資本市場與併購市場，並建構出具吸引力的早期階段投資市場，再由天使投資人、孵化器與創投機構的三種典型，衍生出兼具三者特色的創業加速器模式。

除了矽谷，曾經只有研發與醫療機構的波士頓，在醫藥大廠陸續進駐、加上近年來生技產業更迭快速、大廠競爭漸趨激烈，新創企業被併購的案例不斷出現，造就一批具有創業及投資經驗的技術人才與風險資本家，才讓波士頓成為全球生技新創之都，也擁有數個全球最強的生醫加速器。

回首當年，若沒有赴美受訓的工研院團隊、授權技術的飛利浦、有資深產業經驗的張忠謀、全力支持的國發基金這些要素，再加上積體電路與個人電腦的需求起飛，台灣不會有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台積電與半導體生態系誕生。

在一個缺乏連續創業者與早期投資人，沒有新創知識與洞見產出的地區，就算引入再多資金或技術，其實也很難孵育跟當地產業有連結、具有生命力的生態系。因此，具有遠見的政府，首先吸引的不會是新創加速器，而是跨國企業與國際學府，並創造友善的家庭移居與勞動環境、提升投資稅務誘因、改善新創併購法規，真正讓國際人才融入當地，也讓在地新創有機會進入國際。

要提升台灣創業者的國際能見度，引進加速器並非沒有功效，但唯有改善環境、放寬法規，在台灣15-64歲人口開始減少的此時，大力吸引跨國企業與國際學校進入台灣，造就真正國際化的生態系與加速器。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57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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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董事平均幾歲

新的一年開始，許多具挑戰性的任務不斷出現，其中一項是連結國際與經營社群，讓世界看見台灣。我除了在國際展會上介紹台灣，也不斷拜訪國內外創業者與投資人，理解台灣新創環境的問題。

觀察台灣各世代職場經歷，六、七年級是最缺乏國際經驗與機會的一代。主因是九○年代末期開始的科技國防役，大幅吸引理工碩博士留台研發，外商又因為中國市場崛起而把營運重心轉往對岸，這個世代缺乏海歸人才，又少了外商培訓，最多的島外經歷是在對岸當台幹、台勞。

也因此，當具有創業能量與技術資本的產業與學界青壯年逐漸成熟，卻發現在大企業缺乏機會與舞台，新創團隊又無國際背景而不易走出台灣。這個現象不僅在產業界發生，在學界與政界也有類似現象。

近來跟幾位熱心提攜後進的產業前輩討論這個議題，他們非常認同我的觀察，但除了扮演創業導師或天使投資人外，似乎也沒有其他解法。有趣的是，這些前輩許多都因國內外的產業經歷，受邀成為大型企業獨立董事，但也因為他們的角色吃重、經驗豐富，往往一當就是許多年。

這不免讓我反思，在矽谷，許多科技企業的創辦人與經理人，都在相對年輕的階段就進入彼此公司擔任獨立董事或策略顧問；創投也會有意識地栽培並引入不同世代與背景的合夥人，開創不同投資形態與領域。這種重用年輕人的方式，是矽谷得以不斷領先全球創新生態系的祕方之一。

再以我個人經驗，當年發起並加入行政院青年顧問團，在兩年期間跟二十多位青年參與科技新創與教育相關的政策形塑，不僅讓行政體系能夠接地氣，也藉由在政府的董事會實習觀摩，跨世代之間彼此聆聽學習。

在台灣人口即將開始減少、嬰兒潮世代屆齡退休之際，產官學研各界都可以感受到接班斷層問題的嚴重性。「給年輕人機會」不該只是一句口號，唯有真誠且開放地聆聽、放手，加速讓青壯年進入企業的決策信任圈，我們才能有持續創新的台灣。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5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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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比選題更重要

關於創業這件事，十多年來我歷經多種角色，有些項目略有所成，但也不乏失敗收場的經驗。回首來時路，總思索這些成敗，是來自產品本質或市場因素，還是在組建團隊與選題時就已經浮現問題。

前一陣子參加「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B）」十週年活動，聆聽多組培訓人員歸國後創業的心路歷程。其中一位提到培訓期間參加一堂創業心理與組織行為學的課程。從學期初到學期末，每次帶著創業主題去找教授，他得到的答案都是：「先別告訴我你要做什麼題目，先告訴我你找了怎麼樣的團隊成員，還有你們如何相處。」

這個故事當下解答了我心中疑惑。創業項目的好壞，固然有環境跟趨勢的背景因素、有技術與產品的硬底子功夫，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團隊組成，包括成員的技能組合、相處模式與共同價值觀。

再好的題目跟時機，都會因為團隊默契不佳、能力不足而失敗；反過來說，一個氣味相投、互信互助的團隊，才能忍受挫敗、持續修正直到成功。比起有題目再招募核心成員，以團隊特質來選題還容易些。組團隊時當然不該漫無目的，但與其以題目來限制成員背景，還不如對成員特質跟合作方式採取嚴謹態度。

人是創業的關鍵，道理容易明白，但對於缺乏團隊意識與操作經驗的人來說，格外困難。尤其創業者多半個性專斷、相信事在人為，卻忽略了即便你可以勉強自己，卻不一定能夠改變別人。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成功的創業故事，當中不乏成員彼此怨恨甚至撕破臉、多次重組的過程。

因為選人永遠比選題重要。人對了，事情就會對。所謂的「對」，並非不能犯錯，但擁有共同信念才能原諒彼此、一起前進，而非謹小慎微、不願嘗試。創業也好，人生也罷，該追求的是成長，而非成功。

把成功當成框架，對人對己都是一只符咒、一種懲罰。反過來說，把持續性的成長當作目標，時間的累積就有了意義與價值。天時、地利、人和的成功要素，我們也許不能改變時空，但可以選擇跟對的人合作，一起成長、一起試錯，讓挫折成為養分，而非成為彼此怨懟的理由跟失敗的藉口。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108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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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大學也要一味追求績效嗎？

自2014年11月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以來，台灣的實驗教育規模，三年來呈現每年倍增的趨勢。除了反應許多家長對體制內教育的焦慮與不信任外，也展現了台灣的開放社會面貌與教育產業契機。

根據教育部資料，今年（106學年度）全國有55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公辦民營」型態則有7校，兩類學生共超過七千名；而在家自學、團體共學及機構型態的三種「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約五千名，總人數達一萬兩千名。

在少子化年代，各級學校普遍面臨減班、併校的壓力，但實驗教育卻逆勢起飛、需求大漲；而原本已積重難返、招生困難的大學教育，顯然將雪上加霜。也因此，正在立法院三讀的實驗教育法修正案，除了開放高中以下公校的實驗教育比例由10 % 提高至 1/3，也研擬了大專以上的實驗教育辦法。

站在實驗教育家長與兼職大學教師的立場，樂見主管機關的正面態度，但若細就實驗大學的相關條文，其申辦條件為「辦學績優的大專，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認定」，仍充滿體制內的「管制」與「菁英」思惟。

多年來台灣的大學教育問題，主因是師資與教學型態趨同、薪資與聘任管制嚴重，導致學用落差、供需失調、產學脫節、人才外流。將實驗教育導入大學階段，應該要能解決高教困境，但難道「辦學績優」的大學就沒有這些僵固沉痾？還是其實越「頂尖」的「研究型」大學，離實驗教育的「多元化」、「開放性」越遙遠？

其實我並不反對研究型大學的存在，甚至認為頂尖研究必須長期投資與支持。但多數人需要的成年教育，其實並不存在於台灣普設的大學校園中，而這些學校的環境與師資，都是模仿跟來自學術型大學。

多數教授一輩子的經驗與成就是做個（傑出的）學者，但多數民眾並不需要學習如何當個學者、生活情境與所需技能也跟大學教授大不相同。當我們多數的成年人都會進入大學，卻只有少數大學教師擁有非學者的生命經歷，這才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核心。

台灣在實驗教育領域的立法進展與多元程度，目前在亞洲位居第一。而我們好不容易有一位來自基層的教育部長，能否放棄績效指標與管制思惟，真正地開放高等教育？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登於今周刊109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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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才出走，創新難行

擔任新創參與者與創業教育者將近十年，這兩年格外感到人才缺口對台灣整體競爭力的衝擊。除了人口結構反轉、產學脫勾嚴重之外，對於新世代人才的吸引力逐年降低，將是台灣最嚴重的國安危機。

以高等教育來說，台灣擁有傲視全球的大學密度，研究成果也不落人後，但是教授薪資與研究資源之低下匱乏，不說全球倒數，在亞洲也遠遠落後日韓星港。設想今天你是留學海外的傑出學者，除了對台灣、家人跟教育的情感，有什麼原因要回來執教？

不說生活艱辛與研究困境，光是作育英才的機會，在台灣也是越來越難。隨著台灣高教環境與產業競爭力的下滑，許多優秀高中生的第一志願早已從台清交成，轉為美日歐星的一流大學，或對岸的北大、清大、港大、中大。

當四十歲以下的傑出學者跟二十歲以下的優秀學生逐年出走，年輕人赴大陸求學就業的意願將近五成，五到十年之後，台灣的學術與產業競爭力，都將岌岌可危。而墊基在教育水平、產業基礎與人力資源的創新能量，也將產生嚴重斷層。

要把人才留住，就必須投入資源、創造舞台。但過往我們也不是沒有成功案例。

以2008年啟動的STB（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人才培訓計畫）專案來說，8年內培訓43位醫師與工程師至矽谷歷練一年（每位預算10萬美金），回國後已成立13家新創企業、資本額累計13億，並吸引投資機構與創投基金募資達22億元。等於政府投資1億3千萬，帶動資本市場35億投入，效益極高。

四十年前的RCA計畫開啟了台灣半導體產業契機；十年前啟動的STB將是台灣醫材產業的創新能量。但類似的計畫能否推廣到更多領域與國家，並且從高中生與大學生開始，而非針對醫師跟博士？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來自對人才的吸引力。唯有正視人力危機，積極培育跨國與跨領域人才，台灣才有未來，才能繼續談論創新創業與產業轉型的可能。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9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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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長期思惟，投資孩子的未來

隨著世大運即將在台北開幕，運動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但除了觀看比賽、為選手加油，多數民眾參與運動的方式與經驗，除了路跑、騎車、打球、健身外，最多的還是從小到大的體育課。但多數人的體育課回憶，無非就是做操、打球、測驗或準備運動會，不僅沒有學到如何使用身體，甚至對運動產生負面印象。

除了上體育課的我們，有另外一群人，從小因為天賦，進入體育班或成為體保生。若仔細觀察，這些孩子跟國外俱樂部培養的選手，小時候也許差異不大，甚至還常常在中小學階段打敗人家，但為什麼在成年之後卻越差越遠？

也許我們的教練素質跟訓練技術，的確與國外有差距；但沒道理台灣的孩子小時了了，長大了卻一個個崩壞。我認為真正的差異關鍵是培訓制度跟背後觀念，尤其是對於「投資長期」的觀念差異。

我們的教練只在意孩子的現在，在他指導之下能拿多少獎牌；孩子的未來與他無關。但俱樂部栽培的是選手的未來，長期投資為的不是馬上收割而是長期報酬。所以他們會保護選手的未來、累積他們的潛力，而我們只有操爆孩子的現在，濫用他們的天賦。只因為他們的未來，與這些大人的未來無關。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如今有成就的國際選手，多數都是家長一路栽培提攜，而且不是從小在體育班長大。反而許多體保生或體育班學生，在青少年階段受傷之後，就離開運動領域，甚至這輩子再也不參與運動。

其實揠苗助長的行為一直都在，不僅在體育班或升學班，也在各級科展、學科奧林匹亞或各項學生競賽中。短視近利的思維，也反應在企業只想用即戰力跟爆肝部隊，教育現場習慣作業與考試、卻缺乏長期思考跟思辯能力一般。

缺乏「投資長期」概念的國家制度、社會思維、教育系統，是不可能培養出偉大的選手、創業者跟知識份子的。

那麼怎樣才能發生改變呢？我的答案是，從家庭做起。所有父母都願意投資孩子的未來，但前提是他們要能理解並參與孩子的現在，而非外包交給老師、學校、教練、社團跟補習班。

當然，要改變父母的行為，要從改變工作與生活的型態開始。我之所以投入家庭運動跟實驗教育，就是要讓更多父母參與孩子的現在，投資他們的未來。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 1068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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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給孩子什麼能力？

身為二十一世紀的父母，我們本身可說是非常幸運的世代，卻也是極端焦慮的世代。在面對指數型成長的知識經濟時代，到底我們該給孩子哪些能力？

回首過往百年，人類對於能量、物質與生命現象，有了嶄新的掌握與應用能力。潔淨的能源、發達的醫療、先進的生產工具、高速的通訊與計算機器，也造就了我們所熟悉的科技工業與網路經濟。

但與此同時，前所未有的人口數量與資訊成長，加上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挑戰，我們如同處於當年的工業革命前夕，可以預期新一波產業變革即將到來，卻無法猜測二十年、甚至十年後，我們孩子成年之後的世界樣貌。

人類能夠不斷進步，靠的是認知提升與協同創作的能力。觀察至今最偉大的國家、企業、或是高速成長中的新創公司，都具備相似的特質，也就是打造廣納開放而正向競爭的制度，讓個體與總體競爭力都能隨著體系成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高喊產業轉型多年，卻只能原地踏步的原因。過往政治氛圍、教育制度與產業形態讓多數人習慣服從、被動、由上而下的態度，雖造就了製造業時期的勞動價值快速成長，卻也阻礙了集體創作與主動學習的可能性。

幸好，台灣正經歷社會轉型與資訊開放的過程，雖然有許多制度與習慣待打破，但磚牆已倒、曙光漸露。對千禧世代而言，最重要的能力是主動學習、從做中學，在挫折中累積認知提升的經驗與速度，在競合中找到協同創作的靈感與成就。

但除了與世界接軌、與團隊協作之外，跟自己的身心靈對話，也極為重要。透過運動鍛鍊身心、培養規律，感受身體與環境對話，是最基本的方式。

也就是說，在這個奇點降臨的時代，我們該給孩子們的是「認識世界與感受自己的能力」，還有「突破框架與挑戰自己的勇氣」。

因此，這個暑假，我們嘗試結合自然科學、工程科技、運動課程與生態教育，透過團隊創作、自我探索、從做中學，給孩子多一些可能性。

歡迎認識親子動跟奇點創意、蝌蚪池塘及 Garmin 共同舉辦的「科學生活夏令營」，給孩子認識世界跟挑戰自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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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放迴游才是育才的出路

熟悉矽谷的讀者一定發現，千禧年至今矽谷台灣人年齡分佈漸趨兩極，在35到45歲之間有明顯的斷層存在。矽谷與台灣科技產業發展關連密切，無論是當年創投模式的引入複製，多年來技術與人才的連結，或者供應鏈的上下游關係。矽谷除了是全球科技產業的指標，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搖籃，世代斷層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早年台灣理工人才由於本土環境較差，因此出國深造並在當地就業成家，幾乎是普遍選擇；也有不少人後來返台，參與台灣的產業與學術發展。到了90年代，科技製造業起飛，人才需求強烈，在經濟部、科技部與國防部共同推動下，國防役（現在改為研發替代役）型態改變，役期由六年縮為四年並可在民間單位服役、薪資福利比照一般員工，因此吸引非常多的理工男性博碩士投入。

過往一流理工科系學生畢業後幾乎全班出國，但從1998年開始，一半以上湧入各大科學園區就業。直到2009年分紅費用化開始實施，加上產業成長趨緩，過去五年才又開始有許多年輕人開始出國留學與就業。

過往幾年造訪四大洲，常跟旅居當地的台灣人交流，無論處於求學、就業、成家階段，多半心繫台灣，也都有回來貢獻的想法。這些海外遊子，總讓我想起迴游千里而後回家的鮭魚。

在魚類中，大西洋鮭魚雖然不是最凶猛或最大型的物種，但從溪流出生後歷經大江大海再回到出生地產卵的迴游習性，演化出最強的適應能力與身體素質。而在台灣高山溪流被譽為國寶的櫻花鉤吻鮭，反而因陸地上升阻絕迴游之路，而演化成為陸封型鮭魚，寄見證了台灣與大陸的陸緣關係，也成為演化上的弱勢物種。

早年台灣除了歸國學人，一卡皮箱闖天下的台商也開創了貿易與製造機會，並培養了寬闊的國際觀與生活經驗。反觀四十世代普偏沒有出國，雖然對產業貢獻卓著、但也普遍缺少野放與迴游的經歷。

小國島民的機會必然在海外，若我們不再支持新生代出海歷練，他們將變成產業生態系的陸封型櫻花鉤吻鮭。所幸這幾年已經開始有一些資源投入，例如今年初的美國野生創業計畫。

與其期待產學資源投入新創企業，不如栽培青年人才野放迴游。或許有人會擔憂出去了就不會回來。但我反而認為出去才能理解台灣的美好與不足。畢竟回不來的本來就不該綁住，回得來的更該早早出去才能帶著經歷回來。

（圖案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4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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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與空間的距離
• 不確定的年代，企業如何投資未來？
• 戰功與格局
• 挫敗，是創業者的最大禮物

空間與時間的距離

三年前的此時，我正在紐西蘭參訪，理解這個牲口比人口多十倍、因為魔戒而有了電影工業的島國，生技、軟體與網路產業有怎麼樣的發展。在那趟旅程後，兩年內我又到訪六個國家、十個城市。在橫跨歐、亞、美與大洋洲之後，突然我理解到，其實台灣跟先進國家間的距離，不是空間而是時間。

我所指的時間距離，倒不是旅行時間或時區差異，而是對時間價值觀的不同。而隨著資訊擴散與思維趨同，國與國之間的生活差異、城鄉風貌，除了用空間尺度來描繪，更可用文明時間軸的進程來思考。

出國參訪之外，過往幾年我也跟許多學者首長們對話及交流；一來感受到他們在專業領域與公共事務上的確專精嫻熟，但也感嘆他們對於數位經濟及產業變革的陌生與疏離。

但這些專家或首長真的是因為年紀或環境而笨拙古板的嗎？事實上，他們多數還是擁有聰明、智慧與熱情，那又為什麼許多發言或舉措，讓新生代鄉民們覺得不可思議、恍如古人呢？

回到二三十年前，當時台灣與美、日、德等先進國家，無論在科技文明、生活方式、意識型態，大約都有數十年差異；也就是我們在戰後三十年窮追猛趕，也才接近他們在戰前擁有的文明狀態；也就是這數十年的時間差異，讓當年少數能出國的知識份子，取經回台後擁有資訊與資源的支配能力。

但在這些產官學研精英們支配資源與壟斷資訊這麼多年之後，歷經產業轉型、媒體解禁的台灣，人民水準跟社會風氣逐漸接近已開發國家，再加上十年來智慧手機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從前的精英若沒有參與數位經濟、理解網路思維，當年再先進的思想與行為，現在卻已經顯得落伍而過時。

如今台灣一般人取得資訊的管道與速度，遠勝人類史上任何時代與地區，追求知識早已不用出國。但實體的生活方式、工作型態與空間美學，以及文明社會對於「人本精神」的追求與實踐，還是必須透過實地走訪才能感受。

身為後數位時代的島國居民，「滑萬網頁」外，行萬里路仍是必要的。但我們要穿越的不是地理空間上的尺度，而是文明時間軸上的距離。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登於今周刊103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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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缺的是空間還是時間？
• 如何找出你的熱情？
• 太陽花世代的競爭力
• 彈性，決定你的適應力

人人需要好教練

當我們談到教育時，總不免以「家長、學生、老師」做為主體，把「學校跟教室」當成場景，試著翻轉這些角色定位與空間型態，從使用者的角度談教育。但若把教育的目標訂為培養「終身學習與獨立思考」的能力，那麼，其實教育影響最大的不是在學期間，而是離開學校之後的人生。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關注創業議題多年之後，我不僅關心高等教育，也參與實驗教育的推廣。因為沒有習於創新的青少年，就不會有勇於創業的成年人。

但除了老師跟家長，我發現有一個角色與功能在教育體系或職能賦予上，其實被多數人忽略，就是「教練」。

由於多數台灣學生不被師長鼓勵參與體育或團隊項目，所以我們的校園生活裡除了級任導師與專任老師，頂多只有教官跟主任。即便是運動或音樂課程，也只有對這些課程與專任老師的無感甚至厭惡。

因為熱愛運動與音樂，我從小到大參加許多運動項目訓練跟室內外管樂團，接觸過許多教練。長大之後才發現，教練跟老師其實很不一樣。

首先，老師的指標是學生成績，教練的目標是選手成就。師生之間未必沒有情誼，但教練與選手之間更需要默契與信任，甚至有專屬關係，才能在場上發揮平日訓練成效、達成設定目標。

事實上，人生需要的各種教練，遠比學校老師多很多。

從呱呱墜地、爬行走路、哇哇學語、習字讀書，父母扮演的其實不是老師，而更像教練（但未必自知）。駕車考照需要教練，浮潛滑雪需要教練，開創事業跟經營管理也需要教練。

只是，我們是一個熟悉老師、卻對教練陌生的社會。

教練除了專業知識與教學技巧，更要豎立典範與建立信念。能看到學員的盲點，適時給予指導，又要能適度放手。要有豐富的場上勝負經驗，有系統策略與攻守戰術，更要伯樂識得千里馬，栽培後進勝過自己。

在創業領域，最好的投資人或外部董事不僅是創業者的好友良伴，更應該是個好教練，傳授創業經驗跟商場心法，教學相長也彼此砥礪。科技創業團隊與專業經理人尋求教練協助或成為後輩的教練，更是矽谷文化的一部分。

在產業變革與世代交棒的此刻，要傳承的不只是經驗與知識，還有典範與信念。願我們都能找到人生各階段的教練，也都能成為別人需要的好教練。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登於今周刊102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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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真正想看的是？

不確定的年代，企業如何投資未來？

在舉世譁然之下，英國公投脫歐成為今年最大的一隻黑天鵝。不說歐洲，美中日三大經濟體也都有各自的政經難題要解，無論川普是否當選美國總統、中國經濟能否軟著陸、日本央行能否提振景氣，全球產業命脈早已息息相關。

回到產業。諸多研究報告顯示，隨著技術發展加速，還有產品生命週期與消費者行為等因素，現代企業佔據產業龍頭的時間越來越短。微軟稱霸個人電腦將近三十年，蘋果在智慧手機產業剛滿十年的此時已顯疲態，網路與行動產業更是江山代有人才出，長江後浪推前浪。

而在歷史悠久的傳統行業或特許行業，尚未感受到明顯的產業變革，但隨著行動網路與雲端服務越來越普遍，實體通路與商業模式節節敗退，數位經濟與人工智慧終將席捲各行各業。

因此，如何投資未來，不僅是政府與個人的課題，更是所有企業主都必須思考的，無論你的規模、市佔率或產業地位曾經有多高（想想曾經輝煌的Kodak、Nokia、HP與Yahoo）。

投資未來說來簡單，但沒有人能預測未來。即便創投業也無法預測產業與市場的變化，早期投資的關鍵還是團隊。而對企業主或經理人來說，唯一能掌握跟思考的只有企業關鍵資源，尤其是目前擁有跟未來需要的。

說穿了，就是人才、資金與行業知識。

過往企業投資多半透過金融行業或商業模式創新，賺取現金流或長期收益。但隨著產業經營風險越來越高，資金收益與行業知識價值波動越來越大，真正值得投資的其實只有「未來的人才」。

再進一步說，就是投資教育。

事實上，多年來台灣的學用落差、產學脫節，主要由於基礎與高等教育的經費與資源幾乎來自政府部門（教育部與科技部），產業資源投入極為有限（無論是產業只求短期效益或相關法規限制造成）。

所幸，過往幾年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投資教育。除了成立獎學金跟捐贈系館外，也有企業支持教師薪資（2007年力晶半導體捐贈台大應物所連續5年、每年500萬元之教師薪資，創下學界首例）。

最近有企業跟學校成立「企業公費生」方案，除補助在學期間的學雜費與生活費，並提供實習計畫與就業契約。這跟我四年前提出的「認養實習制度」十分接近，非常值得推廣，更是解決學用落差的好方案。

這些學生在實習期間或畢業後，未必能馬上解決企業面臨的問題，但只要認同企業文化，有一天將成為創新或內部創業的主力。

投資人才，就是投資企業的未來。而投資教育，就是投資人才的未來。

電影【實習大叔】（The Internship）

（本文經編輯後，刊登於今周刊第1020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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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許失業，是進步還是落伍？
• 從馬克與馬雲，談人才與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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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功與格局

對於 AppWorks 來說，我們把創業分為 0→1 與 1→ 100 兩個階段，並分別以加速器及創投基金給予資源。在加速器階段，我們以決心、執行力與相關經驗作為入選條件，那麼在規模化階段我們又在乎什麼呢？什麼是台灣創業者最該培養的特質呢？

讓我先從三個故事說起。

第一個故事，關於蘋果與微軟的兩位創辦人。賈伯斯傳奇的一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7年重返蘋果時，公司財務非常吃緊；他求救的對象居然是一輩子嘲諷只會賺錢而缺乏品味的比爾蓋茲，而對方也大方伸出援手。

即便這筆投資後來讓微軟獲利不少，但賈伯斯從來沒有因此減少對比爾蓋茲跟微軟陣營的嘲笑，而是用更努力的創新來向對方當年的支持「致敬」。

第二個故事，則跟蘋果跟谷歌有關。

2010年一群蘋果頂尖工程師離職創業，以人稱「iPod之父」的 Tony Fadell 為首，創立智慧家庭裝置品牌 Nest。從開發一個以手機連線控制的智能空調控溫器開始，他們號召了數十位工程師。到產品出貨時，公司規模已經上百人。到了2014 年初，Nest 被 Google 以32億美元收購。

Nest 的故事對於許多台灣硬體新創團隊而言，非常不可思議，不只是創業時的募資規模，還有數年內被高價收購的成就，而是他們願意用非常高的人力規格與技術能量，開發一個小小的溫控硬體裝置，只為了達到最佳的使用者體驗。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由 AppWorks 所輔導及投資的人工智慧影像辨識團隊，盾心科技UmboCV。

盾心的創辦人在安控產業有豐富而成功的北美市場銷售經驗，並號召了一批人工智慧與影像辨識的技術高手。但在創業初期，我們一直認為，團隊若缺乏硬體高手，而只是靠代工外包，將失去軟硬整合的核心技術以及在台灣設立據點的關鍵優勢。

當時我們輔導的另一個硬體團隊執行長，曾任宏達電的技術主管、負責十多款手機的硬體開發，有時會協助盾心解決硬體開發問題；但直到他跟盾心都發現，僅以顧問或外包方式進行，速度與品質都無法滿足需求。因為 Nest 的「小裝置用大規格開發」的故事啟發，這位執行長決定放棄原先的創業，加入盾心。

這三個故事，說的其實是「格局」與「戰功」，也就是我們投資盾心科技的主因：因為幾位創辦人兼具「格局」與「戰功」，即便產品還在開發，人工智慧產業也才方興未艾，我們依然願意冒風險進場。

由於台灣的教育環境與職場經驗，多數人都習慣了「零和競爭」遊戲，彷彿別人的失敗就是自己的成功。大格局的「競合關係」對多數台灣人而言，是很陌生的友誼型態跟夥伴關係。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許多年輕人期盼著上一代交棒，但可曾想過，那些被期待著該交棒的長者前輩，當年可有什麼棒子交到他們手上？

棒子不會天上掉下來，戰功才能開國立業。領人糧草的大將軍，跟聚眾成軍的小流氓，如果都會帶兵打仗，哪個才會開創新局？

小確幸不是問題，生活與內容產業結合科技甚至是台灣的好機會，但是缺乏格局與戰功，才是高談產業轉型或創新創業當中，台灣最大的危機。

創業不見得要規模化，也未必要找天使或機構投資人。但如果我們要打國際賽，要登上世界舞台，你需要的不只是勇氣跟熱情，而要讓別人看到你的戰功與格局。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1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圖片來源；本文刊登之前，Tony Fadell 居然離開了 Nest，也算是一篇紀念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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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創新，從小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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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矽谷，不是一天造成的

• 創投想投資什麼？

兩歲的盾心科技到底有什麼賣點？

熟齡實習與工人智慧

最近在幾個校園演講，遇到不少教授或系主任，談到畢業生就業困境，往往束手無策；若再提到電腦與機器人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無論藍領或白領工作，這些學界菁英們也不免擔憂自己的未來。

但是，因為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根據國發會的推估，從今年（2016）起，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平均每年減少十八萬人。到底，我們將面對缺工還是失業的時代？

以現今的台灣經濟環境來說，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快速改變，其實是同時發生的；而由於社會高齡化速度極快，我們將會先面臨缺工危機，然後在五到十年後開始面對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樂觀地看，許多消失的工作機會，原本就屬於高重複性、低知識性或低創新性，就算被機器人與電腦取代，也剛好彌補就業人口減少所短少的勞動力；但如果從人力資源與社會創新的角度，其實退休人口與社會新鮮人有許多特質互補及價值共創的機會。

相信不少人看過【高年級實習生】這部電影。退休者進入高速成長的新創公司，擔任執行長身邊的實習生，對雙方與整個公司而言，都是既新鮮又有趣的經驗，但一開始也充滿不適應與不信任，直到長者的紀律、智慧與經驗，為公司、其他實習生與執行長個人帶來難得的體驗與價值，故事結局讓人感動而深具啟發性。

對照傳統的企業型態與多數人的職涯發展，熟齡回鍋職場、甚至進入校園，其實可以創造許多有意思的事情。

無論是藍領或是白領的退休者，既然能安然下崗，一定在生活、工作與健康各方面取得平衡，或者至少在錯誤中已經學到教訓；這些經驗若能直接傳承給新鮮人甚至還沒畢業的實習生，都是在傳統科層組織中，很難有的「隔代教育」或「跳級學習」機會。

再來是新創組織的創辦人或執行長，無論創業或管理經驗是否豐富，其實都需要各種類型的導師或教練來協助。除了正當壯年的投資人或董事會之外，能夠向退休者請益，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價值甚至不亞於跟同儕創業者相處交流。

再從退休者的角度來看，台灣平均健康壽命已逾七十，也就是退休後至少還有五到十年的時間可以貢獻經驗與智慧。而面對小自己超過三十甚至四十歲的世代，不僅有易子而教的心態，甚至已經接近祖孫的智慧傳承。此外，學著被年輕人面試到錄用、工作指派與管理，一定可以學到新事物與新經驗，除了心態甚至身體跟著年輕起來，回家與自己的兒孫相處，也會有更多話題與樂趣。

當然，從雇主角度出發，退休者重新回到職場，有許多制度與環境要微調；也因此若能以熟齡實習（而非正職）的方式進行，對於財務負擔與管理成本，都是最容易調整的。政府只要在勞動法規加以調整，並給予政策誘因（稅務、獎勵、雇用比例）等，這件對所有族群都有好處的事情，將更快能落實。

面對人工智慧即將取代我們的未來，也許熟齡實習背後所代表的工人智慧是最好的解答。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10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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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實習的疑惑
• 創業，從參與開始
• 1到100的團隊成長之路
• 創業與創新的關鍵，不是世代交替

讓學習可以選擇，讓天賦得以自由

許多朋友聽說我們在經歷半年的學校教育後，就決定讓孩子轉學進入實驗教育團體，紛紛詢問：「你們怎麼這麼勇敢？怎麼知道這樣比較好？」

其實，不同教育環境的選擇，原本就是一種人生態度與實驗精神。沒有嘗試，無從得知是否更好；而轉學前我們做了許多功課，面談多次並讓孩子試讀之後，加上認同共學組織與自主學習的理念，才跨出這一步。

碰巧上個月台北市教育局正進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訪視，以家長身份參與會談的我，理解到主管機關的態度已從監督、管理轉為輔導、服務，但作法上仍然非常保守，例如：採用多年前設計的制式評分表、依然想舉辦「成果發表會」來「評鑑」這些機構或團體。

其實無論哪一種學習環境或型態，成果其實不需特別發表，只要看到孩子樂在其中，並成為他們自己，就是學習真正的樣貌。

最近在一場聚會，認識了長期推動實驗教育的陳怡光先生（人稱陳爸）跟他的女兒陳明秀。除了佩服陳爸在自學領域所做的示範與投入，更驚訝於現年十八歲、已經開設滑雪學校的明秀所展現的落落大方與言之有物，完全不輸給一流大學的畢業生。

我不否認明秀的自學經驗，是因為擁有資源豐富、自由開明的家庭；但若觀察台灣的實驗教育發展，即便是中產階級甚至富裕家庭，教育心態仍偏保守，所以實驗教育的推展反而落後，明秀的故事也因此更有啟發意義。

十年來，由於資訊取得的門檻大幅降低，孩子們自主學習的能力遠勝以往。我認為「千禧世代」的孩子，將在十到十五歲尋求自己的天賦與熱情，十五歲到二十歲培養職能經歷或創業基礎，之後就該放手自行開創人生。而四年的大學教育，將是相對落後的學習形式，將被結合短期課程、交換環境與產業實習的混合式多元體驗給取代。

即便這樣的未來已經不遠、實驗教育也開始日益普遍，但多數台灣父母仍對教育充滿焦慮與不信任。研究多時，我發現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制度缺乏「選擇權」的設計。

孩子們的天賦與學習機會，不該受到現實的資源差異、或資訊及環境的限制，唯有提供充足的「義務教育選擇權」與「成年教育保障權」，才能保障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學習熱情與適合型態。

而這才能真正解決台灣的長期人才問題，也才是面對機器人與電腦即將取代人類的因應之道，因為天賦、熱情與勇氣，將是人類無可取代的特質，也是教育最該啟發的事。

（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08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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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使用者觀點談教育
• 教出創新下一代
• 大創新，從小學起
• 大學應該教創業嗎？

太陽花世代的競爭力

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具有絕對優勢， 但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規畫，令人憂心。

兩年前的此刻、2014年3月17日前夕，應該沒人能預期，一場改變台灣社會氛圍與政治勢力分佈的學生與公民運動，將展開序幕。之後的事情已成為歷史，我不再贅述。

除了公民意識抬頭、兩場選舉翻轉了台灣政壇，其實服貿學運或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也反應了新經濟的本質，也就是「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

事實上，「群眾與數據」就是「新經濟」或「網路思維」的核心，除了是兩場選舉的勝負關鍵所在，更是新舊世代的最大差異。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需要轉型，資金、人才與社會階級的流動明顯不足，但如果新政府不能看懂「新經濟」，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

也因此，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地域規劃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劃「物聯網」、「五大產業」或「智慧經濟」，令我格外憂心。

回首三十年前，我們從加工出口區轉型科學園區，讓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人才、資金投入的重點，帶動了經濟奇蹟。問題是，這些戰略優勢與PC產業的市場景氣，紛紛離去。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我們沒能把握；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

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而非技術。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自由轉型，並收購有能力制訂標準或改變遊戲規則的品牌或新創企業。

拋開硬體製造與規模生產思維，台灣在內容、設計、運動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反而因為政治與媒體制度的開放，社會型態與生活品質的提升，具有華人社會與東南亞區域的絕對優勢。

上個月，富比士（Forbes）雜誌發佈首份亞洲版「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30 Under 30 Asia），介紹亞洲各國十個領域的300位傑出青年，稱許他們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

這份名單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為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以及在「3D列印裝置Flux」創辦人柯軒恩。這三位分別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也都俱備了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創造了許多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社群影響力。

幾年來在校園演講、孵育新世代創業，我其實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善用群眾與數據，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才不辜負那場兩年前的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

（本文經編修刊載於今周刊100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大創新，從小學起

這幾年，台灣傾全國之力推動創業與創新，甚至在大學裡當作一門課來教。事實上，創新要從小開始，先從小學教育改善起，把學習、創作的能力與興致還給孩子。

過了一個年，我們家有了許多新氣象：除了休假半年的我，即將回到工作崗位，才進入公立小學一學期的女兒，也轉入實驗教育的共學團體就學。轉學對我們來說，並非容易的決定。但經過一個學期的「震撼教育」，我們決定盡早跳船，還給孩子與我們「正常」的學習心態與日常生活。

說實話，教改多年以來，教材內容確實靈活豐富許多，校舍建築與課程安排也比我們小時候活潑。但不管教材再新、校園再好，教與學的思惟如果保守僵化，課堂上依然是一場災難。例如，小一上的生活課本，有拜年形式的介紹，列出「親自、卡片、視訊、電話、簡訊拜年」等方式。

於是，在期末試卷有這麼一題：過年時候，我會採用「 」的方式拜年。

看到試卷，我實在不懂出題動機。考背書能力？還是親自拜年才是標準答案？出題者顯然沒把其他可能性與社會多元面貌放在心裡。

類似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集體教學作為評量標準、教育現場與評量方式缺乏彈性空間與多元思考，還是讓我放棄體制教育。

從事新創孵育與早期投資多年，我一直覺得創業不該在大學裡當作一門課教。但自己的孩子經歷了體制教育一學期，我發現問題不在於大學裡能否教創業，而是從小學開始，教育就扼殺了創業與創新的種子。

成功的創業必定來自敢於夢想、樂於實踐。偉大的創新，則取決於所解決「問題」的格局。我們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寫了十二年回家作業，每天應付「短期」操作型的「作業」，到了十八歲，（多數）已失去思考長期「問題」的習慣與能力。

這幾年，台灣可以說傾國之力推動創業與創新，許多大學校園也開始瀰漫創業風氣。在我來看，創業的時間點並不需要提早，但創業的態度與能力要從小培養。

華麗的填鴨，依然是填鴨。把學習、創作的能力與興致還給孩子，他們才會有機會選擇跟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本文刊登於 20160303 出刊的1002期今周刊 【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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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出創新下一代

• 創新與創業的關鍵

• 從使用者觀點談教育

• 記憶，不該再是教與學的重點

（文中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