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台灣各世代職場經歷，六、七年級是最缺乏國際經驗與機會的一代。主因是九○年代末期開始的科技國防役，大幅吸引理工碩博士留台研發，外商又因為中國市場崛起而把營運重心轉往對岸，這個世代缺乏海歸人才，又少了外商培訓，最多的島外經歷是在對岸當台幹、台勞。
也因此，當具有創業能量與技術資本的產業與學界青壯年逐漸成熟，卻發現在大企業缺乏機會與舞台，新創團隊又無國際背景而不易走出台灣。這個現象不僅在產業界發生，在學界與政界也有類似現象。
近來跟幾位熱心提攜後進的產業前輩討論這個議題，他們非常認同我的觀察，但除了扮演創業導師或天使投資人外，似乎也沒有其他解法。有趣的是，這些前輩許多都因國內外的產業經歷，受邀成為大型企業獨立董事，但也因為他們的角色吃重、經驗豐富，往往一當就是許多年。
這不免讓我反思，在矽谷，許多科技企業的創辦人與經理人，都在相對年輕的階段就進入彼此公司擔任獨立董事或策略顧問；創投也會有意識地栽培並引入不同世代與背景的合夥人，開創不同投資形態與領域。這種重用年輕人的方式，是矽谷得以不斷領先全球創新生態系的祕方之一。
再以我個人經驗，當年發起並加入行政院青年顧問團，在兩年期間跟二十多位青年參與科技新創與教育相關的政策形塑，不僅讓行政體系能夠接地氣，也藉由在政府的董事會實習觀摩，跨世代之間彼此聆聽學習。
在台灣人口即將開始減少、嬰兒潮世代屆齡退休之際，產官學研各界都可以感受到接班斷層問題的嚴重性。「給年輕人機會」不該只是一句口號，唯有真誠且開放地聆聽、放手，加速讓青壯年進入企業的決策信任圈，我們才能有持續創新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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