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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濟型態，向來是以加工出口跟進口替代為主，這是小國的必然，而在過去曾經有過雨傘、自行車、紡織品、計算機、半導體、筆電、面板、太陽能等不同類型但同樣的代工思維產業龍頭，而出口主要市場也從美國、歐洲、日本，到近期內需市場不斷擴張的中國。
因此，隨著中國政經情勢在過往兩年劇烈震盪，在貿易與資金自由化的時代，許多國家的資本市場與出口經濟，全都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衰退而熄火。不只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與東南亞各國也紛紛遭到波及，而且依賴中國市場越深的國家，受傷越重。
這也就是台灣經濟目前最大的難題。台灣的經濟靠出口，但無論是代工或出口，許多產值都依靠中國的生產力與消費力來創造。而且外包勞力的部分越高，對國內經濟的損害越大（那些勞力所得如果留在台灣，將會創造多次的經濟循環）。
新政府顯然也明白這些問題，雖然沒有明確宣示，但「加速產業轉型」、「擺脫中國影響」、「建立自身優勢」，將是長期提振台灣經濟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思維。
最明確的政策，除了「五大產業」之外，就屬於「新南向政策」。東南亞市場除了有明確的人口紅利與經濟成長動能，再加上長期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台商、僑民與僑生，還有在台生根多年的新住民與二代，這些實質條件與優勢，只要配合產業與勞動政策（降低工時、提高薪資、創造非典型勞動等），將讓台灣得以從備受中國經濟牽制的島國，轉向成為東南亞甚至亞洲經濟體的新典範。
但是，要轉變台灣的產業與勞動型態、面向新市場，其實最大的問題根源不在經濟政策，而在教育、媒體、法人與法規。僵固的人才結構與資本市場，才是造成政府高喊產業轉型、提倡創新多年，卻只能緩步前進的原因。
而說穿了，卡住教育自由化、資本自由化的，也只有法規制度，跟諸多主導法規研議的法人單位。六年來我投身台灣的創業環境改革，參與數十場政策及法規會議，三年前寫下了【原來我們輸在政府】的感想。
因此，新政府最重要的事，不是規劃產業轉型，不是創造政策誘因，而是大力鬆綁法規，調整法人結構。讓民間的人才與資金活力得以發揮，在立法修法時廣納民間的聲音，那麼，我們才能真正迎接新時代得到來。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1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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