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我們還需要知識工作者嗎?

知識工作者並不等於知識份子。而且,多年來在台灣所謂的知識工作者,也只有被壓榨的份。難道,只能繼續這樣?

最近由於選舉快到了,政府拼命釋放各種政策工具與利多議題,希望創造正向機會,其中最大的幾個議題,莫過於國民教育、物價控制、房價抑制、產業環境等等。而我認為,台灣的問題不是物價房價過高,而是薪資結構偏低,還有人才供需失衡。這或許跟大家的認知有所差異,台灣這三十年下來的經濟發展與產業規模,除了早期的整體規劃與代工模式創新,不也歸功於素質優異的知識工作者嗎?難道我們有這麼多的知識工作者,還需要產業創新或技術提昇?這件事情又為什麼跟房價物價過高有關?

其實,只要觀察許多經濟與人口統計指標,例如貧富差異級距與台商回流統計,還有台灣可用土地面積及稅制政策等因素,台灣房價其實並不偏高,頂多是合理的昂貴。但問題真的是房價或地價的數字大小嗎?

換個角度來說,房屋或土地的計價基礎是貨幣,而貨幣所代表的是勞務或產品等價值提供者獲得的可交易等值報酬。因此,台灣房物價偏高的另一個面向,其實是勞務價格,也就是勞工薪資偏離幅度太大所導致,而薪資偏低的原因來自就業市場的供需。如果台灣的勞動薪資平均上漲三到五倍,難道大家還會覺得房物價上漲如此的難以承受?當然,資金炒作與投機應該抑止,但如果是正常隨薪資幅度等比例成長的房物價,我想就不會引起如此的反彈與政策議題。

而改變勞動薪資結構與職場文化環境,其實除了要改變雇主心態與管制機關政策之外,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勞工的議價能力。怎樣的勞工具有議價能力呢?很簡單,具有不可取代性與高價值創造能力的,自然具有議價空間。目前並非沒有這樣的勞工存在於市場上,但是比例相對偏低,也就是大部分的勞工其實缺乏不可取代性,尤其是社會新鮮人,簡直是任人宰割的魚肉,而這樣的現況,教育體制與產業環境要各負一半責任。

也就是說,在台灣目前所認知定義的知識工作者,其實只是高技術含量或高資訊含量,頂多是知識運用者,但未必是知識產出者或知識份子。這麼說也許嚴苛了點,但是這也是台灣產業應該升級的問題點。

如果是所謂的知識份子,應該具有極高的不可取代性與原創性,但是我們在台灣看到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其實具有的不可取代性並不高,也因此即便工作環境嚴苛不合理,無良老闆與資本家仍然能繼續壓榨員工,因為你不來也有你同學、你學弟妹甚至你學長姊會來。

唯有員工真正具有知識創作或智慧累積的能力,才有可能產生台灣產業升級與職場環境革命的可能。這件事需要從需求端(產業與經濟環境)與供給端(學校及教育體制)共同改變,而我個人認為從需求端改變的機會較大,也較有力量。這是我投入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業的初衷與終極目標。

我們需要的,不是知識工作者,而是智慧工作者與創業家,是知識份子與 Hacker,唯有如此,台灣的產業環境與職場架構才能翻轉,學校也才不再是工程師與上班族的量產工廠。

1 則留言:

  1. IC, 你這一篇講到我心坎裡了。到臺灣之後,發現很多政府機關、學校、公司大力地鼓吹『卓越』,同時又要求『平等』,但是這個追求平等的結果,不是在聚焦在平等競爭的基礎上與精神上,反而發展成為『齊頭式的平等』結果。試想,大家都『齊頭』了,哪來的『卓越』?

    臺灣的知識份子,不是只要培養在本土議價的能力而已,在全球化的戰場上,臺灣知識份子的不可取代性、與議價能力要把眼光放在世界的舞台上,大家一起來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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