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功與格局

對於 AppWorks 來說，我們把創業分為 0→1 與 1→ 100 兩個階段，並分別以加速器及創投基金給予資源。在加速器階段，我們以決心、執行力與相關經驗作為入選條件，那麼在規模化階段我們又在乎什麼呢？什麼是台灣創業者最該培養的特質呢？

讓我先從三個故事說起。

第一個故事，關於蘋果與微軟的兩位創辦人。賈伯斯傳奇的一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7年重返蘋果時，公司財務非常吃緊；他求救的對象居然是一輩子嘲諷只會賺錢而缺乏品味的比爾蓋茲，而對方也大方伸出援手。

即便這筆投資後來讓微軟獲利不少，但賈伯斯從來沒有因此減少對比爾蓋茲跟微軟陣營的嘲笑，而是用更努力的創新來向對方當年的支持「致敬」。

第二個故事，則跟蘋果跟谷歌有關。

2010年一群蘋果頂尖工程師離職創業，以人稱「iPod之父」的 Tony Fadell 為首，創立智慧家庭裝置品牌 Nest。從開發一個以手機連線控制的智能空調控溫器開始，他們號召了數十位工程師。到產品出貨時，公司規模已經上百人。到了2014 年初，Nest 被 Google 以32億美元收購。

Nest 的故事對於許多台灣硬體新創團隊而言，非常不可思議，不只是創業時的募資規模，還有數年內被高價收購的成就，而是他們願意用非常高的人力規格與技術能量，開發一個小小的溫控硬體裝置，只為了達到最佳的使用者體驗。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由 AppWorks 所輔導及投資的人工智慧影像辨識團隊，盾心科技UmboCV。

盾心的創辦人在安控產業有豐富而成功的北美市場銷售經驗，並號召了一批人工智慧與影像辨識的技術高手。但在創業初期，我們一直認為，團隊若缺乏硬體高手，而只是靠代工外包，將失去軟硬整合的核心技術以及在台灣設立據點的關鍵優勢。

當時我們輔導的另一個硬體團隊執行長，曾任宏達電的技術主管、負責十多款手機的硬體開發，有時會協助盾心解決硬體開發問題；但直到他跟盾心都發現，僅以顧問或外包方式進行，速度與品質都無法滿足需求。因為 Nest 的「小裝置用大規格開發」的故事啟發，這位執行長決定放棄原先的創業，加入盾心。

這三個故事，說的其實是「格局」與「戰功」，也就是我們投資盾心科技的主因：因為幾位創辦人兼具「格局」與「戰功」，即便產品還在開發，人工智慧產業也才方興未艾，我們依然願意冒風險進場。

由於台灣的教育環境與職場經驗，多數人都習慣了「零和競爭」遊戲，彷彿別人的失敗就是自己的成功。大格局的「競合關係」對多數台灣人而言，是很陌生的友誼型態跟夥伴關係。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許多年輕人期盼著上一代交棒，但可曾想過，那些被期待著該交棒的長者前輩，當年可有什麼棒子交到他們手上？

棒子不會天上掉下來，戰功才能開國立業。領人糧草的大將軍，跟聚眾成軍的小流氓，如果都會帶兵打仗，哪個才會開創新局？

小確幸不是問題，生活與內容產業結合科技甚至是台灣的好機會，但是缺乏格局與戰功，才是高談產業轉型或創新創業當中，台灣最大的危機。

創業不見得要規模化，也未必要找天使或機構投資人。但如果我們要打國際賽，要登上世界舞台，你需要的不只是勇氣跟熱情，而要讓別人看到你的戰功與格局。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1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圖片來源；本文刊登之前，Tony Fadell 居然離開了 Nest，也算是一篇紀念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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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的盾心科技到底有什麼賣點？

新政府最重要的事

在GDP連3季負成長、景氣燈號連10藍、出口年增率連15黑的嚴峻經濟狀態下，新政府已經走馬上任。面對不亞於金融風暴時期的險境，新政府顯然必須把提振經濟做為主要施政目標。但在高喊產業革新、提高競爭力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眼下台灣經濟真正的問題是來自哪裡。

（圖片來源）

台灣的經濟型態，向來是以加工出口跟進口替代為主，這是小國的必然，而在過去曾經有過雨傘、自行車、紡織品、計算機、半導體、筆電、面板、太陽能等不同類型但同樣的代工思維產業龍頭，而出口主要市場也從美國、歐洲、日本，到近期內需市場不斷擴張的中國。

因此，隨著中國政經情勢在過往兩年劇烈震盪，在貿易與資金自由化的時代，許多國家的資本市場與出口經濟，全都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衰退而熄火。不只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與東南亞各國也紛紛遭到波及，而且依賴中國市場越深的國家，受傷越重。

這也就是台灣經濟目前最大的難題。台灣的經濟靠出口，但無論是代工或出口，許多產值都依靠中國的生產力與消費力來創造。而且外包勞力的部分越高，對國內經濟的損害越大（那些勞力所得如果留在台灣，將會創造多次的經濟循環）。

新政府顯然也明白這些問題，雖然沒有明確宣示，但「加速產業轉型」、「擺脫中國影響」、「建立自身優勢」，將是長期提振台灣經濟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思維。

最明確的政策，除了「五大產業」之外，就屬於「新南向政策」。東南亞市場除了有明確的人口紅利與經濟成長動能，再加上長期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台商、僑民與僑生，還有在台生根多年的新住民與二代，這些實質條件與優勢，只要配合產業與勞動政策（降低工時、提高薪資、創造非典型勞動等），將讓台灣得以從備受中國經濟牽制的島國，轉向成為東南亞甚至亞洲經濟體的新典範。

但是，要轉變台灣的產業與勞動型態、面向新市場，其實最大的問題根源不在經濟政策，而在教育、媒體、法人與法規。僵固的人才結構與資本市場，才是造成政府高喊產業轉型、提倡創新多年，卻只能緩步前進的原因。

而說穿了，卡住教育自由化、資本自由化的，也只有法規制度，跟諸多主導法規研議的法人單位。六年來我投身台灣的創業環境改革，參與數十場政策及法規會議，三年前寫下了【原來我們輸在政府】的感想。

因此，新政府最重要的事，不是規劃產業轉型，不是創造政策誘因，而是大力鬆綁法規，調整法人結構。讓民間的人才與資金活力得以發揮，在立法修法時廣納民間的聲音，那麼，我們才能真正迎接新時代得到來。

（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01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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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們輸在政府！

你要開始償還運動債了嗎？

在軟體與網路創業圈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技術債」（Technical debt），它指的是在創業初期開發的程式碼或產品功能，因為產品或服務大受歡迎、使用者數量暴增，但系統穩定度與功能成熟度卻因為程式碼撰寫或更新的進度沒有辦法趕上（通常是因為開發者經驗不足或人力有限），而造成的系統性問題。技術債積欠過久，可能會導致系統崩潰，輕者砍掉重練、獲得使用者體諒，重者導致產品失去信賴度，甚至結束營運。


創業者在規模化的過程中不僅會遇到技術債，凡是因為成長過快所導致的資源瓶頸，包括管理能力、資金週轉、人力短缺等，都會形成管理債、現金債、人力債等，這些讓創業者每天頭疼的各種問題。

雖然這些「規模化債務」對創業者與投資人都是「幸福的困擾 (happy problem to have)」，但日積月累，就會成為嚴重的問題。

其實人也是一樣。

即便人類生活在百年內飛快進步，但身體來自數萬年的世代演化，早已形成運動與思考的本能。多數人會認同人類是地球上最會思考的動物，但卻不知我們也是地球上跑得最遠的陸上動物。我們所擁有的運動能力，跟思考、溝通、學習能力一樣卓越。反過來說，缺乏運動的身體，不僅沒有善用本能，更導致嚴重的身心問題。

在台灣，多數人欠缺規律運動與自主學習的能力與習慣，其實反映的是勞動過度、身心疲乏。也可以說，我們不斷欠下「運動債」與「思考債」，如同創業者面臨的「技術債」一般，初期不覺有礙，但日子一久，你會發現身心靈的損害跟病痛越來越嚴重。

也因此，要提升或翻轉運動、教育、健康或內容產業，其實要從多數人的生活習慣開始改變。唯有創造彈性、開放、尊重個體的工作型態、就業環境與社會制度，才能讓人回歸生活與家庭，鍛鍊身體與腦袋。

越常使用你的腦子跟身子，它們會越靈光。根據個人經驗與許多研究顯示，規律運動不僅可以改善身體，對思考能力與工作效率也有長足提升。而重點不在運動的強度（距離或重量），而在運動的頻率（每週至少三次、每次至少三十分鐘的心肺運動）。

欠債快還，再借不難。唯有改變你的工作型態，才會擁有生活、健康與真正的自由意志。那也就是人類面對機器人與電腦，真正的不可取代性。

你，準備開始清償「運動債」了嗎？

（影像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登於今周刊1012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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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齡實習與工人智慧

最近在幾個校園演講，遇到不少教授或系主任，談到畢業生就業困境，往往束手無策；若再提到電腦與機器人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無論藍領或白領工作，這些學界菁英們也不免擔憂自己的未來。

但是，因為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根據國發會的推估，從今年（2016）起，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平均每年減少十八萬人。到底，我們將面對缺工還是失業的時代？

以現今的台灣經濟環境來說，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快速改變，其實是同時發生的；而由於社會高齡化速度極快，我們將會先面臨缺工危機，然後在五到十年後開始面對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樂觀地看，許多消失的工作機會，原本就屬於高重複性、低知識性或低創新性，就算被機器人與電腦取代，也剛好彌補就業人口減少所短少的勞動力；但如果從人力資源與社會創新的角度，其實退休人口與社會新鮮人有許多特質互補及價值共創的機會。

相信不少人看過【高年級實習生】這部電影。退休者進入高速成長的新創公司，擔任執行長身邊的實習生，對雙方與整個公司而言，都是既新鮮又有趣的經驗，但一開始也充滿不適應與不信任，直到長者的紀律、智慧與經驗，為公司、其他實習生與執行長個人帶來難得的體驗與價值，故事結局讓人感動而深具啟發性。

對照傳統的企業型態與多數人的職涯發展，熟齡回鍋職場、甚至進入校園，其實可以創造許多有意思的事情。

無論是藍領或是白領的退休者，既然能安然下崗，一定在生活、工作與健康各方面取得平衡，或者至少在錯誤中已經學到教訓；這些經驗若能直接傳承給新鮮人甚至還沒畢業的實習生，都是在傳統科層組織中，很難有的「隔代教育」或「跳級學習」機會。

再來是新創組織的創辦人或執行長，無論創業或管理經驗是否豐富，其實都需要各種類型的導師或教練來協助。除了正當壯年的投資人或董事會之外，能夠向退休者請益，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價值甚至不亞於跟同儕創業者相處交流。

再從退休者的角度來看，台灣平均健康壽命已逾七十，也就是退休後至少還有五到十年的時間可以貢獻經驗與智慧。而面對小自己超過三十甚至四十歲的世代，不僅有易子而教的心態，甚至已經接近祖孫的智慧傳承。此外，學著被年輕人面試到錄用、工作指派與管理，一定可以學到新事物與新經驗，除了心態甚至身體跟著年輕起來，回家與自己的兒孫相處，也會有更多話題與樂趣。

當然，從雇主角度出發，退休者重新回到職場，有許多制度與環境要微調；也因此若能以熟齡實習（而非正職）的方式進行，對於財務負擔與管理成本，都是最容易調整的。政府只要在勞動法規加以調整，並給予政策誘因（稅務、獎勵、雇用比例）等，這件對所有族群都有好處的事情，將更快能落實。

面對人工智慧即將取代我們的未來，也許熟齡實習背後所代表的工人智慧是最好的解答。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10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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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習可以選擇，讓天賦得以自由

許多朋友聽說我們在經歷半年的學校教育後，就決定讓孩子轉學進入實驗教育團體，紛紛詢問：「你們怎麼這麼勇敢？怎麼知道這樣比較好？」

其實，不同教育環境的選擇，原本就是一種人生態度與實驗精神。沒有嘗試，無從得知是否更好；而轉學前我們做了許多功課，面談多次並讓孩子試讀之後，加上認同共學組織與自主學習的理念，才跨出這一步。

碰巧上個月台北市教育局正進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訪視，以家長身份參與會談的我，理解到主管機關的態度已從監督、管理轉為輔導、服務，但作法上仍然非常保守，例如：採用多年前設計的制式評分表、依然想舉辦「成果發表會」來「評鑑」這些機構或團體。

其實無論哪一種學習環境或型態，成果其實不需特別發表，只要看到孩子樂在其中，並成為他們自己，就是學習真正的樣貌。

最近在一場聚會，認識了長期推動實驗教育的陳怡光先生（人稱陳爸）跟他的女兒陳明秀。除了佩服陳爸在自學領域所做的示範與投入，更驚訝於現年十八歲、已經開設滑雪學校的明秀所展現的落落大方與言之有物，完全不輸給一流大學的畢業生。

我不否認明秀的自學經驗，是因為擁有資源豐富、自由開明的家庭；但若觀察台灣的實驗教育發展，即便是中產階級甚至富裕家庭，教育心態仍偏保守，所以實驗教育的推展反而落後，明秀的故事也因此更有啟發意義。

十年來，由於資訊取得的門檻大幅降低，孩子們自主學習的能力遠勝以往。我認為「千禧世代」的孩子，將在十到十五歲尋求自己的天賦與熱情，十五歲到二十歲培養職能經歷或創業基礎，之後就該放手自行開創人生。而四年的大學教育，將是相對落後的學習形式，將被結合短期課程、交換環境與產業實習的混合式多元體驗給取代。

即便這樣的未來已經不遠、實驗教育也開始日益普遍，但多數台灣父母仍對教育充滿焦慮與不信任。研究多時，我發現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制度缺乏「選擇權」的設計。

孩子們的天賦與學習機會，不該受到現實的資源差異、或資訊及環境的限制，唯有提供充足的「義務教育選擇權」與「成年教育保障權」，才能保障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學習熱情與適合型態。

而這才能真正解決台灣的長期人才問題，也才是面對機器人與電腦即將取代人類的因應之道，因為天賦、熱情與勇氣，將是人類無可取代的特質，也是教育最該啟發的事。

（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08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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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真的保障健康嗎？

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對他國便宜與便利，卻也讓民眾沒有主動追求健康的誘因；其實可以透過大數據連結穿戴裝置來管理健康，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

七年前，我因為一場摔車，開始游泳進行復健，後來還參加鐵人三項等運動，但除了體力變好，沒有真的變健康；高血壓與高尿酸的症狀一直伴隨著我，結石或痛風更不時影響工作、家庭與生活。

我開始認真思考，並改變生活習慣，透過運動科技與專業教練的輔助，經過半年調養，在年初的健檢中，除了沒有紅字，心肺功能被評估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以上。這段經驗，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是否因為過度依賴「醫療」與「健保」，而不曾好好追求「主動」健康。

醫療行為，可以分為「預防、診斷、治療、追蹤」。多數人即使知道預防醫學的重要，但醫療資源八成仍然花費在診斷與治療項目上。隨著醫藥技術進步，我們可以醫治（或控制）越來越多的疾病，但多數人其實並沒有越來越健康。

事實上，台灣人的平均壽命 79.5 歲，而健康平均餘命僅 70.8 歲，等於生命最終有八年時間受病痛之苦。在北歐，已經把臥病十四天當成健康管理的目標。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

全民健保在台灣實行二十年，拉起了很高的社會安全網，但也改變了多數人的態度與行為，把健康「外包」給醫院及健保制度；無行為差異的制度，一定會造成濫用，而目前的健保，沒有讓民眾主動追求健康的誘因。

在這個大數據與物聯網的時代，歐美許多車險業者已經開始透過智慧型手機與行車電腦，針對高風險駕駛行為，或疏於保養的車輛提高保費。與「行為」連結的汽車保險制度設計，可以促進主動式的駕駛安全與風險意識的提升。

連結穿戴裝置與健康管理的產品，只是透過大數據讓健康結合保險與醫療產業的開端。不生病，才是醫療的終極目標。而要改變行為，唯有重新設計系統。例如落實分級與轉診制度，並重新分配資源與誘因，提出運動處方與健康管理平台甚至強迫休假制度，不僅要改變健保，也要從運動、教育、勞動等面向推動，我們才會真正開始習慣與思考，什麼是「主動」的健康。

（本文經編輯後，發表於今周刊100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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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世代的競爭力

台灣在內容、設計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具有絕對優勢， 但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規畫，令人憂心。

兩年前的此刻、2014年3月17日前夕，應該沒人能預期，一場改變台灣社會氛圍與政治勢力分佈的學生與公民運動，將展開序幕。之後的事情已成為歷史，我不再贅述。

除了公民意識抬頭、兩場選舉翻轉了台灣政壇，其實服貿學運或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也反應了新經濟的本質，也就是「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

事實上，「群眾與數據」就是「新經濟」或「網路思維」的核心，除了是兩場選舉的勝負關鍵所在，更是新舊世代的最大差異。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需要轉型，資金、人才與社會階級的流動明顯不足，但如果新政府不能看懂「新經濟」，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

也因此，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地域規劃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劃「物聯網」、「五大產業」或「智慧經濟」，令我格外憂心。

回首三十年前，我們從加工出口區轉型科學園區，讓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人才、資金投入的重點，帶動了經濟奇蹟。問題是，這些戰略優勢與PC產業的市場景氣，紛紛離去。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我們沒能把握；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

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而非技術。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自由轉型，並收購有能力制訂標準或改變遊戲規則的品牌或新創企業。

拋開硬體製造與規模生產思維，台灣在內容、設計、運動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反而因為政治與媒體制度的開放，社會型態與生活品質的提升，具有華人社會與東南亞區域的絕對優勢。

上個月，富比士（Forbes）雜誌發佈首份亞洲版「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30 Under 30 Asia），介紹亞洲各國十個領域的300位傑出青年，稱許他們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

這份名單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為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以及在「3D列印裝置Flux」創辦人柯軒恩。這三位分別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也都俱備了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創造了許多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社群影響力。

幾年來在校園演講、孵育新世代創業，我其實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善用群眾與數據，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才不辜負那場兩年前的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

（本文經編修刊載於今周刊100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