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實驗大學也要一味追求績效嗎?


自2014年11月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以來,台灣的實驗教育規模,三年來呈現每年倍增的趨勢。除了反應許多家長對體制內教育的焦慮與不信任外,也展現了台灣的開放社會面貌與教育產業契機。

根據教育部資料,今年(106學年度)全國有55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公辦民營」型態則有7校,兩類學生共超過七千名;而在家自學、團體共學及機構型態的三種「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約五千名,總人數達一萬兩千名。

在少子化年代,各級學校普遍面臨減班、併校的壓力,但實驗教育卻逆勢起飛、需求大漲;而原本已積重難返、招生困難的大學教育,顯然將雪上加霜。也因此,正在立法院三讀的實驗教育法修正案,除了開放高中以下公校的實驗教育比例由10 % 提高至 1/3,也研擬了大專以上的實驗教育辦法。

站在實驗教育家長與兼職大學教師的立場,樂見主管機關的正面態度,但若細就實驗大學的相關條文,其申辦條件為「辦學績優的大專,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認定」,仍充滿體制內的「管制」與「菁英」思惟。

多年來台灣的大學教育問題,主因是師資與教學型態趨同、薪資與聘任管制嚴重,導致學用落差、供需失調、產學脫節、人才外流。將實驗教育導入大學階段,應該要能解決高教困境,但難道「辦學績優」的大學就沒有這些僵固沉痾?還是其實越「頂尖」的「研究型」大學,離實驗教育的「多元化」、「開放性」越遙遠?

其實我並不反對研究型大學的存在,甚至認為頂尖研究必須長期投資與支持。但多數人需要的成年教育,其實並不存在於台灣普設的大學校園中,而這些學校的環境與師資,都是模仿跟來自學術型大學。

多數教授一輩子的經驗與成就是做個(傑出的)學者,但多數民眾並不需要學習如何當個學者、生活情境與所需技能也跟大學教授大不相同。當我們多數的成年人都會進入大學,卻只有少數大學教師擁有非學者的生命經歷,這才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核心。

台灣在實驗教育領域的立法進展與多元程度,目前在亞洲位居第一。而我們好不容易有一位來自基層的教育部長,能否放棄績效指標與管制思惟,真正地開放高等教育?

(圖片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登於今周刊1096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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