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朔二戰之後的黃金年代，美國因為沒有被戰火蹂躪，加上市場規模，擁有了全球最大的生產跟消費地位。企業獲利不斷增長，但勞工勢力也開始團結，要求更多福利。當時政府或各種組織居中協調，一方面讓企業犧牲部分獲利創造更多員工福利，也透過企業提供保險來降低政府支出。在員工福利增加的同時，無論薪資或放假都創造了消費力，企業提供保險也讓醫療支出有了保障，而增加消費力跟醫藥支出也都創造了經濟成長與稅收。
在員工與政府都得利的同時，如何彌補企業損失的獲利呢？就是靠貿易、金融跟國際組織的力量，在海外賺回來。所以美國成為品牌、文化跟技術輸出最大的國家，而這些背景也造成後來的全球化現象跟貿易協定等議題。美國醫藥支出、資本投入與研發創新獨步全球，層層分潤跟市場的複雜度也是全球少有，並造就美國醫藥產業的各種顧問服務。
也因此，美國市場在醫藥產業獨佔鰲頭，除了人口與經濟規模，最大的關鍵是保險給付跟價格誘因足夠。美國以外多數國家的醫藥費用相較美國低，卻依然能享有資本投入創造的研發成果，也可以說全球醫藥科技的進步跟普及，是美國企業福利、保險制度跟資本市場共同推動出來，但其實背後很大的原因是來自美國的貿易地位跟很多行業的全球化獲利能力造成的。
這些現象，都只是整體美國醫藥保險生態的一角。但沒有把美國的經濟、產業與社會都放進去思考，其實很難理解其實全球產業分工、貿易協定、資本市場、企業福利、保險給付都跟美國的醫藥產業發展有關係。而隨著美國人口老化、後疫情時代的數位化浪潮，美國保險與醫藥制度的改革正在發生。當我們要分析全球醫療市場與台灣生醫產業發展的途徑，也唯有從這些脈絡去理解，才有機會找到切入角度跟成功機會。
（圖檔來源，本文經編輯後刊載於今周刊1301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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