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民意識抬頭、兩場選舉翻轉了台灣政壇,其實服貿學運或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也反應了新經濟的本質,也就是「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
事實上,「群眾與數據」就是「新經濟」或「網路思維」的核心,除了是兩場選舉的勝負關鍵所在,更是新舊世代的最大差異。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需要轉型,資金、人才與社會階級的流動明顯不足,但如果新政府不能看懂「新經濟」,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
也因此,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地域規劃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劃「物聯網」、「五大產業」或「智慧經濟」,令我格外憂心。
回首三十年前,我們從加工出口區轉型科學園區,讓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人才、資金投入的重點,帶動了經濟奇蹟。問題是,這些戰略優勢與PC產業的市場景氣,紛紛離去。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我們沒能把握;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
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而非技術。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自由轉型,並收購有能力制訂標準或改變遊戲規則的品牌或新創企業。
拋開硬體製造與規模生產思維,台灣在內容、設計、運動與教育這些「小產業」,反而因為政治與媒體制度的開放,社會型態與生活品質的提升,具有華人社會與東南亞區域的絕對優勢。
上個月,富比士(Forbes)雜誌發佈首份亞洲版「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30 Under 30 Asia),介紹亞洲各國十個領域的300位傑出青年,稱許他們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
這份名單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為台灣而教」創辦人劉安婷,以及在「3D列印裝置Flux」創辦人柯軒恩。這三位分別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也都俱備了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創造了許多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社群影響力。
幾年來在校園演講、孵育新世代創業,我其實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善用群眾與數據,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才不辜負那場兩年前的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
(本文經編修刊載於今周刊100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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